摘要:构建科学的少子化测度指标,对于深刻认识中国的少子化形势并构建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首先梳理并剖析了当前少子化的测度指标及其局限性,发现既有单一指标存在少子化起始时间判定差异大、阶段划分不稳定、对少子化动态变动反应不灵敏等问题。据此,构建了综合反映少子化的指标—“少儿缩减指数”(CRI),该指标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少子化的本质——既是当期出生人口减少的结果,也是长期低生育行为的累积效应。其次,依托CRI指标分析中国少子化的现状,发现我国少子化进程呈现清晰的三阶段演进特征,即1992—2001年为初步少子化阶段、2002—2020年为严重少子化阶段、2021年至今为超少子化阶段,且当前超少子化阶段态势正在持续深化;区域层面少子化程度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规律;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少子化呈现“后发快进”的特征。最后,从树立科学认知导向、全链条系统性应对、区域分类施策、建立动态监测与评估机制四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为积极应对少子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中专门提到了“十五五”期间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为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十五五”期间,人口红利新形态与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新形势相互交织,共同影响我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有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关键在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概念自2023年5月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来,打破了以数量增长为关注重点的旧的思维范式,以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作为核心目标。在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所呈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中,少子化已成为短板弱项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于“十五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建议》明确提出“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其中,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成为“十五五”时期构建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毋庸置疑,“十五
摘要:普惠托育服务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配套措施,但其传统供给模式因低生育率、人口流动、市场供给等因素面临挑战。我国已经开始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并形成中央统筹、部门联动、地方创新的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新格局,但普惠托育服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矛盾。基于区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三维框架研究发现:我国普惠托育政策逐步完善,供给呈主体多元内容多样化趋势,规模扩展且资源整合优化,区域虽有梯度差异但协同共进;然而仍存在空间配置不完全匹配与需求捕捉不够精准、市场服务质量有待提升、政策工具不够精准与市场机制相对扭曲及运行风险相对较高等问题。这些问题根源在于制度认知方面对于公共产品属性强调不足、市场机制调整不足、空间重构困境、政策网络相对割裂等。对此,需通过优化托育布局、构建精细化监管体系、培育质量导向市场、明确教育归口管理、完善需求导向财政政策,来推动整体性治理,进而实现多主体服务供给。
摘要:同时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是应对少子老龄化的重要路径之一,研究并明确二者的关系以及生育支持政策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1980—2019年22个OECD国家的数据,分析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率的影响,并引入生育支持政策作为调节变量,采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及滞后变量等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率的影响呈“U”型,拐点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57.7% ,拐点之前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率是负向作用,拐点之后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率是正向作用。生育支持政策使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的“U”型曲线变得平缓,也就是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弱化拐点之前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率的负向作用以及拐点之后二者的正向作用,这印证了生育支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差异。不同类别生育支持政策的平均边际效应存在差异,随着家庭津贴和儿童托育保育服务水平的增加,女性劳动参与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平均边际效应逐步增强,而母亲带薪假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为我国应对少子老龄化、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摘要:以“婚姻异质性假说”为前提假设,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2年数据,聚焦父母教育匹配和夫妻教育匹配,实证考察了婚姻匹配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匹配和夫妻教育匹配对离婚风险都存在显著影响,家庭背景匹配效应在离婚风险中存在。改革开放前期中等学历同质婚的离婚风险较高,改革开放深化期夫妻教育同质婚的离婚风险较低,其中高等学历同质婚稳定性最好,父母教育低等学历同质婚的离婚风险较高。在异质婚中,夫妻教育女高男低型的离婚风险较高,父母教育男高女低型的离婚风险较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异质婚与同质婚的离婚风险差异缩小。性别观念在夫妻教育匹配对离婚风险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建议倡导婚姻匹配的开放性和性别平等观念,注重家教和家风建设,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摘要:我国正在经历着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了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使地区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利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研究分析我国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的“人才流失”和“人才获得”现象,分析人口迁移对迁出地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及其机制。迁出的人口具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迁出地来说,人口迁出表现出劳动力资源和人才的流失,但是迁移对于迁出地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总体作用仍然是积极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对迁出地而言是一种“人才流失”,更客观具有“人才获得”的作用。人才的迁出相较于普通劳动力的迁出,对于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基于迁移前景的激励作用、迁移者家庭汇款的收入效应,会提高家庭教育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人口迁出地政府为了应对人口外迁和人力资本流失所进行的补偿性教育投资,会使得迁出地的教育人力资本在人口迁出的过程中呈现增长。研究对如何扩大“人才获得”效应、推动迁移过程中的迁出地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地方发展,以及对促进实现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摘要:老年健康研究与年龄、时期、队列等时间因素息息相关,这三个时间因素共同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人口学的列克西斯图为实现该理论模型提供了基本解析思路,而后来发展出来的APC三维分析模型实现了该理论模型的统计方法尝试,虽然具体模型存在“天然缺陷”,但其试图从统计技术和概念上解决“识别问题”。以HAPC模型为例,提出合理应用APC三维分析模型应该重视队列分组依据,以理论驱动分组,明确结论适用范围。遵循上述步骤,分析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的社会分化与演变,通过HAPC模型描绘不同出生队列的真实年龄效应。研究发现:教育和经济带来的中国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分化稳健且持久,贯穿了不同年龄和出生队列;中国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分层演变存在年龄效应和出生队列效应,累计优势/劣势理论、死亡选择性和病态状态扩展假设都无法单独解释老年人健康社会分化的演变。未来APC三维分析模型研究可能在范式转变、队列内轨迹细化、数据使用等方面获得突破。
摘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高质量发展对于缓解养老压力、缩小城乡差距意义重大。借助超效率DEA模型与NCA、fsQCA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效率与高质量发展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综合运行效率达到1.05,整体水平相对较高,但地区间运行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高质量发展依赖多种条件而非单一因素;地区城乡居保业务互动水平、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与互联网发展水平是实现城乡居保制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研究识别出四种实现城乡居保制度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分别为政民协同互动型、政府主导保障型、适老服务发展型和数字经济引领型。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强化信息化建设,优化财政投入,立足区域实际制定特色策略,以推动城乡居保制度高质量发展。
摘要:人口老龄化压力下,如何平衡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与有限的系统供给能力以促进社会养老保障系统高效稳定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社会养老保障承载力概念,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理论,构建“人口压力量化—承载力动态评估一政策效果模拟”的完整分析框架,系统回答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在承载力如何、未来会怎样、如何优化提升”三个关键问题。研究发现:2011—2022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承载力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经济承载力保持稳健增长,服务承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但随着老年人口急剧增加,超载区域显著增多。数值模拟结果表明,2023—2035年中国社会养老保障承载力将收缩 8.84%-20.12% ,其中经济承载力下降 10.63%-20.40% ,服务承载力降幅达 30.00%-37.10% ,资源配置失衡加剧。政策效应评估表明,首先,延迟退休政策通过缓冲效应显著提升承载力! (21.0%-31.1%) ,个人养老金政策则发挥放大效应( 3.8%-18.1% ),但单一政策均无法实现系统平衡;其次,“生育托底一养老金调节—退休弹性”政策协同框架效果最佳,可提升承载力62.54%-102.68% ,其中高生育方案下“积极养老金 + 高弹性退休”组合效果最优;最后,经济承载力对政策组合反应敏感,而服务维度改善空间有限,需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摘要:我国个人养老金财税优惠政策仍存在突出问题,对于吸引公众缴费能力不足,亟须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在构建“政策内容一政策过程一政策效果”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美国、加拿大、德国三个典型国家个人养老金财税优惠政策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深入剖析其政策效果差异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各国政策在内容设计、实施过程和实际效果等层面存在诸多差异,加拿大个人养老金财税优惠政策成就斐然,美国次之,德国则相形见出,这一差异的形成机理主要在于各国政策内容和政策实施过程层面的差异导致了其福利供给水平和福利使用便捷性出现分化,进而影响了财税优惠政策的吸引力。总体来看,美国、加拿大两国通过及时上调财税优惠政策的福利给付水平和多措并举提升财税优惠政策的福利使用便捷性,使得两国政策的实际效果远非德国所能比拟,且极强的福利使用便捷性更是助推加拿大个人养老金财税优惠政策取得了最佳成效。美国、加拿大、德国三国的政策实践可为完善我国个人养老金财税优惠政策提供以下重要启示:一是引入直接补贴模式以激励更多劳动者参加并缴费;二是合理设置并及时调整财税优惠的福利给付水平;三是灵活设定财税优惠的使用规则,增强福利使用便捷性;四是协调第二、三支柱养老金财税优惠通道,进一步充实个人养老金资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