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考古学与历史文献为基础,从“夏问题”出发,延伸探讨“唐问题”在夏商周三代研究中的关键地位。夏文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夏涵盖唐、虞、夏三族,其中“唐”作为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理、族源与历史变迁对理解早期中国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山西乡宁鄂城、晋南地区考古发现、商周铭文中“唐”字的考证,以及唐与陕西、河北、河南、湖北等地名与族群的关联分析,系统梳理了唐的地域分布、历史演变及其与夏、商、周文化的互动关系。三家分晋的历史底色实为唐、虞、夏三族文化在晋地的延续与重构。
摘要:夏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考古学上当有相应的反映。而关于夏的记载中,禹的事迹占有很大比重,这是一个重要立足点,禹迹及所处年代是解决夏始年的关键突破口之一。结合相关区域的考古发现,文章提出如不将陶寺与夏始年、夏人对应的话,夏始年定位于公元前21世纪的观点难以成立;夏始年如非公元前21世纪,当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似更符合逻辑。不论夏始年定位如何,“在考古发现中去寻找大禹”还是解决夏始年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要:史前至夏商时代城墙祭祀遗存共发现21处,这些遗存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直接与城墙主体结构相关的祭祀遗存,如城门、城壕、瓮城等,这些遗存往往与城墙的建造、加固和军事防御相关,它们更多地反映了古人对城墙所象征的保护与安宁的祈求。另一类是城墙使用过程中的祭祀遗存,这些遗存多位于城墙附近或城墙内外的特定区域。它们与城墙的日常使用和维护相关,更多地体现了古人对城隍神、城门神、土地神所代表的权威与秩序的崇敬。这类祭祀遗存往往与攘除自然灾害和疾病有关。这两类祭祀遗存共同构成了史前至夏商时代城墙祭祀文化的丰富内涵,不仅揭示了古人对城墙的深厚情感,也为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信仰、宗教观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摘要:小文《钺在祭几之上:“商”字新释》利用考古材料和美术史方法对“商”字进行了释读,提出最早的“商”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部是刃部朝上的钺,下部是祭几,整字所描绘的是刃部朝上的钺置于祭几之上的礼仪场合,而这种礼仪很可能用于祭祀以钺为化身的战神。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旧说进行补证。第一,山西黎城后庄出土玉戚的刻画图像证明该器是刃朝上使用的。第二,甲骨文中的“戚”字有不少是刃朝上的。第三,“商”字应是商人第二代先公昭明从砥石迁到商地之后创制的。
摘要: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是一处重要的商代早期遗址。2022年6月至7月,为配合台西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为下一步勘探做准备,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及周边区域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调查面积18平方公里。基本摸清了台西遗址及周边区域1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遗存分布情况,包含商代、战汉、唐至明清等三类遗存,为廓清台西遗址分布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
山西博物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2026年2月8日,由山西省文物局指导,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夏时期的中国”特展正式启幕,展览汇聚全国31家文博单位257余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呈现夏时期中国的文化面貌与文明发展。同期山西博物院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举办面向公众的开放式“山西夏代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邀请多位文博、考古工作青年学者以主旨报告形式,分享近年来山西夏代考古的最
晋南地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及早期发展的重要地区,中条山脉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夏商时期距离中原王朝核心区最近、储量最丰富的铜矿资源产地。历次地质勘察中曾在垣曲等地发现30余处古矿洞,多年来,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一直围绕中条山铜矿带进行持续的考古调查,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矿冶遗址。从目前的考古调查发现来看,中条山铜矿开采活动,自青铜时代开始,历经战汉、唐宋元
概况:钟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城区钟村,东依太行山支脉蒙山,西临松溪河,地处太行山西麓丘陵台地,地势东高西低,此处是晋中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经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钟村墓地所在的松溪河流域至少分布有十余处夏商时期遗存,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的区域聚落,这些聚落点大小不一,分布较为规律,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社会层级划分。 发现与收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202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昔阳县文
夏时期是中国王朝政治产生的重要节点,古史文献中虽有尧舜禹等史迹的记述,但也忽略了曾盛极一时的周边区域文明,如考古发现的龙山北方石城社会等,这是了解王朝诞生背景的重要窗口。 龙山时代的中国北方地区,采石筑城之风日兴,经过数百年的接续发展,至龙山晚期出现了后城咀、石昴、碧村等一批大型石砌城址,在二里头时代到来前的北方地区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数百年之久,写就了中华多元一体文明体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百年来,夏文化研究一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早期经典文献中关于夏的史迹主要集中在晋南和豫西两个区域,晋南为“大夏之墟”,豫西则为“有夏之居”,也一直是夏文化探索的两个重点区域。从1926年李济先生到晋南开展调查、发掘西阴遗址算起,晋南夏文化的探索已有一百年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促使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思考关于晋南“夏墟”的文化内涵。 一、文献中“大夏”与“夏墟” 晋南“大夏”“夏
夏代作为中国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是华夏文明从多元汇聚到一体成型的关键转折,其历史真实性、文化内涵与发展脉络,既是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核心探索课题,也是公众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窗口。长期以来,受限于考古学的专业性与学术表述的晦涩性,夏文化研究多局限于学术圈层,公众认知仍停留在文献传说与碎片化知识层面,学术与公众认知间形成明显壁垒。 在此背景下,“夏时期的中国”特展作为2026年度山西博物院“
摘要:接续往年发掘,2024年度主要对垣曲北白鹅墓地I区西部进行发掘,共完成5座春秋早期中小型墓葬的清理,出土各类器物70套,为深入研究墓地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以及社会生活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摘要:2024年 10-12 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对邗江区竹西街道电厂北侧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出六朝墓葬8座,虽遭后期严重毁坏,仍有7座墓葬整体形制结构较为清晰、独特。其中,M32、M56、M63、M87排水沟汇入一东西向共享沟(G1)内,M37排水沟汇入一南北向共享沟(G2)内,此类六朝家族墓形制在扬州地区乃至周边较为少见,为研究六朝墓葬形制演变、丧葬礼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摘要:2020年3月至8月,为配合新绛县委党校新校区项目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在新绛县龙兴镇窑头村西北发掘清理墓葬72座,年代跨度从汉代至清代,共出土各类质地随葬品350余件(组)。其中M67为唐代阶梯墓道土洞墓,随葬器物年代风格鲜明,该墓葬的发现丰富了运城地区唐代墓葬考古资料,对研究晋南地区唐代墓葬制度与葬俗有重要意义。
摘要:2015年4月至2023年7月,为配合邢台市城市基本建设工程推进,邢台市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受河北省文物局正式委托,先后对信都区棉麻一库、路桥·当代上品两处基建项目地块开展系统性文物勘探工作。期间共发现清理唐代墓葬六座,虽因历史变迁与基建施工影响,墓葬本体损毁程度较严重,但结合墓葬所处区域位置、残存的墓葬形制特征、出土器物组合,参考邢台地区以往唐代墓葬发掘资料,并与冀南周边区域同时期墓葬遗存进行对比分析,仍可为研究邢台地区唐代墓葬结构的演变序列、冀南地区唐代社会生活图景,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模式、丧葬礼仪习俗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提供关键的实物佐证,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摘要:淮北市檀山路金元墓葬群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沱河东路与花山路交叉口西南角檀山路项目工地。为配合淮北市烈山区东部新城檀山路的建设,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23年11月-2024年1月对该墓葬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共清理金、元代墓葬50余座,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等各类遗物30余件。檀山路墓葬群主要有砖室墓、石室墓、砖石混筑墓等三种形制。葬制和葬式不详,推测有二次迁葬的可能。本次发掘的墓葬数量较多,保存较为完整,类型丰富。此次发掘进一步丰富了本地区这一时期的墓葬类型和考古研究资料,对于还原皖北地区金末元初的物质文化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摘要:2024年4月,为配合基本农田设施建设,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大同市云州区峰峪乡东马庄村的一座明代砖室墓(编号M1)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为夫妻合葬墓,基于出土的墓铭砖、铭旌等遗存,结合史料,推测墓主为明代万历四年大同籍选贡刘从吉及其夫人许氏。该墓葬营建讲究,随葬品丰富,木质葬具及献祭用品保存较好,在大同及周边地区均较为罕见,为研究大同乃至山西地区明代的丧葬习俗、社会生活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摘要:山西万荣县乌苏墓地出土了以铲足鬲、双耳罐等为代表的陶器群,是晋南地区与西戎文化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文章通过对乌苏墓地西戎遗存与周边地区相关遗存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铲足高的年代应为战国晚期至秦,双耳罐的年代为战国晚期之后。这批器物的出现,与广义上的秦文化密切相关,实证了山西地区在东周时期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区。
摘要:在西汉晚期至东晋的墓葬中,有一种叉形器,学界关于其使用功能众说纷绘。本文对考古发现叉形器的器形与时代、伴出器物、出土位置、地域分布、墓主身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进而提出此器实则是一种多功能文具,至少具备绕线、纳针和固定简帛三种使用功能。又通过对照曹操墓出土的文字石牌,认为其名应为“鍤母”。
摘要:《元纂墓志》为北魏宗室元纂的墓志铭,自近代出土以来,因其书法与内容具有重要艺术、历史价值而备受关注。本文通过梳理墓志文本与《魏书》《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中有关“元纂”的记载,发现北魏时期存在多位同名者,需加以辨析。《元纂墓志》所载之元纂,系景穆皇帝曾孙、中山献武王元英第六子,官至司徒祭酒。因元熙起兵事牵连,于正光元年(520)被害。而另有多位属于北魏宗室的同名者,其中主要有官至恒州行台者元纂,活跃于正光至孝昌年间,曾任尚书仆射、恒州行台等职,参与多项军政事务。二者时代、职官与事迹皆有明显区别,实为两人。本文结合墓志与文献,厘清了多位元纂的身份与事迹,并对《元纂墓志》志主元纂所属的政治集团略作探讨,为北魏政治史与宗室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摘要:通过对三门峡地区已经发表的北朝墓葬材料进行类型学分析,可将该地区北朝墓葬分为两期:北魏时期和西魏、北周时期。两期墓葬主流形制各有不同,随葬品也有所差异,通过对不同时期丧葬习俗和随葬品的深入研究,可知北朝时期的丧葬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成果,是对三门峡地区传统汉魏墓葬文化体系的冲击和吸收,而这种独具特色的丧葬文化经过发展也成为了隋唐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运城市盐湖区博物馆藏《河东盐池总图》折扇的时代,《彩绘扇面“河东盐池总图”考》和《中国盐业史辞典》认为是清顺治年间(1644—1661),柴继光等认为是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之前。本文通过对作者的时代、书法作品的内容和《总图》依托的底本来综合分析,得出结论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摘要:田野考古调查是考古工作的第一步,区域系统调查是田野考古调查的基本方法。就单个遗址而言,利用GIS软件将调查区域网格化,调查网格作为遗物采集、整理和数据分析的基本单元,借助手机端奥维互动地图APP的实时定位功能,方便遗物的采集和记录,提高了调查效率。在对遗物整理和详细统计的基础上,利用GIS软件工具,对调查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直观了解遗址不同时代聚落的分布、变迁及聚落结构。
摘要:为揭示两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农业格局下何种农作物主要支撑晋中盆地社会发展,本研究以山西晋中流村北汉墓15例人骨进行C、N稳定同位素分析,重建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结果显示,流村北先民( , -9±0.4% 815N:8.2%~10.5% ,9.5±0.7% , n=15 )食物结构在性别和年龄上没有差异,几乎都主要以粟黍类食物为生。综合多重证据可知,晋中盆地两汉先民以粟黍农业为主,辅以家畜饲喂业。当时家畜饲喂业不仅为先民提供肉食来源,又通过畜力、粪便肥田等方式反哺农业,形成了稳定集约的农业生产。两汉晋中盆地稳定发展的粟黍农业是自然环境干旱、农业生产技术相对滞后、地理区位封闭、人口适度性及政策边缘性共同的结果,这支撑了晋中盆地社会稳定和发展。
摘要:《明清以来蔚县庄堡寺庙调查与研究》在运用经典考古学方法对蔚县地区明清庄堡寺庙做系统田野调查、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建筑学、社会学以及宗教文化等多学科知识,从单一庄堡村落到总体空间布局,从物质文化遗存到精神文化遗产,从区域史、聚落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范式,重构庄堡发展脉络,分析民间信仰及其与长城体系的关系,得出具有启示意义的创新结论。该书成果提示我们,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出军事领域,除了军事价值,长城还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安全、民心相关的,比军事工程内涵更加丰富的社会工程、民生工程。对长城的研究必须突破过往惯性思维的藩篱,只有全方位、多角度着眼着手,才能充分、深刻认知、理解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