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重大跃升都以一系列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为先导,因而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新质生产力将取代传统生产力,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重大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在宏观层面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使二者协力推动科技创新;应在中观层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应在微观层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本文针对当前数据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中成本法、收益法存在短板的问题,以及市场法不成熟的问题,基于梯若尔双边市场理论拓展了资本资产定价理论,首次引入双边市场作为市场法定价的基础,从数字生态系统现有两部收费的实践出发,构建成本法与收益法相结合、单边市场与双边市场相结合、时间贴现与空间贴现相结合的数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DCAPM),用于标准化数据资本资产定价。这一模型创新性地将现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从时间特例发展为时空通则。本文基于均衡分析建模,建立了按照实际销售收入、符合现有会计准则的数据资本资产定价方法。研究的一般意义在于,发现反科斯型市场的作用,尤其是明晰了将外部性加以内部化这一双边市场机制在数据资本资产定价中的作用。
人工智能改变产品创新主体,引发产品创新战略与流程变革。本文依据大数据合作资产理论,从企业与用户互动的适应性创新视角,通过逻辑推演分析提出大数据驱动的产品创新商务智能主体—战略—流程框架,以探讨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产品创新的新机制。研究表明:首先,人与人工智能双向卷入形成要素组合与知识积累的双向反馈式增强机制,促使创新主体发生结构性改变,形成产品创新战略与流程变革的新基础。其次,企业人工智能认知战略与竞争战略、组织文化、商业模式和生态系统的匹配,共同影响人工智能在创新流程中的一体化应用。最后,模糊前端的全流程扩散、需求—解决方案对的非线性迭代和智能制造的生成式自测构成大数据驱动的产品创新流程的新特征。研究表明,主体—战略—流程框架适合分析大数据驱动的产品创新商务智能的新机制,可为人工智能与产品创新的关系研究提供新视角。
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着力深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基础在于企业技术创新,以企业技术创新形成面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产要素、发展动能和发展模式。技术创新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逻辑包括战略逻辑、竞争逻辑和安全逻辑等多重逻辑。技术创新视角下深度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回归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生产要素、关键创新模式、主导技术生态和综合价值创造,具体内涵包括生产要素层面的技术要素驱动与数据要素赋能、创新模式层面的产业突破式创新与颠覆式创新并重、主导技术生态层面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和价值创造层面的综合价值创造与引领。当前,以技术创新深化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的结构性失衡、全面自主创新模式尚未全面形成、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严重、科技领军企业与隐形冠军企业发育不足等困境。未来,深化以企业技术创新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在强化创新驱动、形成全面自主创新模式、壮大创新主体和厚实产业政策等方面精准发力,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深度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
机器人应用能否成为培育对外贸易新动能的推手,对于中国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国际技术贸易理论,在厘清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出口内在逻辑的基础上,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扩大了企业出口规模,这一正向影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出口,实现了效率和质量的双赢。贸易分解结果显示,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对集约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会进口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来匹配机器人应用。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应用机器人可望实现质量和效率的双赢,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 模式是将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搭配资源、产业开发项目一体化实施,统筹推进,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是“两山”理念在项目运作和实操层面的具体应用,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探索,是加强环保投融资的重要渠道。EOD项目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通过关联产业开发收益弥补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在力求财政资金“零投入”的前提下,实现项目资金自平衡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要求。EOD项目投融资规模大、涉及行业多、专业性强,对社会资本方的综合实力尤其是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产业运营能力要求较高,因而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面临很多挑战。为了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破解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可能存在的难题,本文总结了EOD项目的优势,梳理了我国EOD项目的投融资模式并对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面临的挑战,并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从社会资本方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有助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这一结论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减少财政纵向失衡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上述结论能够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特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的两条途径,并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不仅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反而会对其产生挤入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男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女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弱;高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高学历青年人就业,低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低学历青年人就业。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延迟退休通过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促进青年人就业。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政府为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建议推进渐进式、弹性式延迟退休政策。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政府应适时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在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阶段,政府应重视年轻家庭对祖辈隔代照料的需求。此外,政府应鼓励老年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曾被视为生育主力军的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近年来持续走低,因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育行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失业风险会降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失业风险对女性和青年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失业风险通过感知不确定性效应、预期收入效应和人口回流效应降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失业风险还会显著推迟流动人口生育二孩时间。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就业不确定性与个体生育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对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儿童福利需求不断升级,现行的儿童福利政策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完善儿童福利政策势在必行。从世界范围看,欧洲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发展较早且较为完备,对现阶段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福利体制和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为基础,选取英国、德国和瑞典三个欧洲典型国家进行深入剖析,厘清其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为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提供借鉴。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应大力发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完善经济支持、时间和服务政策,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照顾体系,拓宽儿童福利筹资渠道,以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福利政策,通过完善儿童福利政策为生育开启“机会之窗”,并消除儿童福利需求与儿童福利供给之间的现实难题,增进儿童福祉,从而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提升适龄人群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