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实数融合的核心路径,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是系统性、一体化、全链路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举措。面向“十五五”时期,需要在数字中国建设部署下、实数融合政策焕新下、智能经济加速演进下、数据要素市场牵引下明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内涵指向。本文通过梳理、分析与归纳“十五”时期至“十四五”时期国家层面相关代表性政策文本,厘清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政策供给、政策需求和政策约束。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政策目标,整合政策单元,分层构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两者协同的政策体系。鉴于此,本文以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完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执行的保障体系,开辟政策路径,为“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借鉴。
摘要:本文利用CHIP2023微观数据系统评估了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制度的公平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现行医保缴费制度存在较为明显的累退性,农村地区居民、西部地区居民和居民医保参保人的实际负担较重,低收入群体的缴费率高于高收入群体,缴费后中低收入群体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通过政策模拟发现,德国、法国、日本和荷兰等典型社会保险型国家的缴费模式均能有效减轻低收入群体缴费负担。本文据此设计了六种医保缴费改革方案,探讨不同方案下缴费公平性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实行居民医保定比缴费、向退休职工和资本性收入加征缴费、提高缴费基数上限、实施基本扣除和家庭联保制度等措施均能不同程度地改善制度累进性。需要注意的是,缴费制度的设计应在增强制度公平性与缓解医保基金支付压力两大政策目标间寻求平衡。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医保缴费制度的完善提供政策参考。
摘要: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但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归属不明等问题依然存在。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的优化模型,将支出责任划分简化为市场承担、中央独担、地方独担和央地共担四种模式,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发现:不存在普适的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四种模式在不同场景下都可能成为最优模式;当政府的能力越强、固有职能越少、成本系数越小时,该政府越可能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对于央地共担模式,政府能力增强会增加其支出责任,政府固有职能增加或政府成本系数增大会减少其支出责任,这些发现得到了政策文本的支持。鉴于此,本文提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各级政府间的边界,不断完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动态调整机制,总体上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并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在部分领域重新划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本文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为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双向编码器表示模型识别人工智能专利,以刻画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水平,并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成长,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通过创新溢出效应、降本增效效应、产品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质量效应促进企业成长;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发生在高管受教育程度较高企业、较年轻的高管团队企业、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中。本文研究拓宽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微观企业经济效应的研究范围,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和企业数智化战略决策提供了启示。
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探究技术转移能否助力企业摆脱既定技术路径依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加速迈向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与地级及以上城市匹配的面板数据,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技术转移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转移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技术转移主要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和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两条路径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可为逐利型企业提供可行的行动指引。此外,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长期且系统性的过程,管理层短视会削弱技术转移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技术转移如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阐释和经验证据,对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需从微观层面探究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通过供应链协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而揭示其战略价值和实施路径。本文基于2011—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游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游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后向溢出效应。该效应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实现:提升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增强其供应链韧性、提高其劳动力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中游企业与下游企业所有权性质一致、中游企业所处行业具有较高数字化渗透水平或属于高新技术行业,以及中游企业在供应链中话语权较高时,上述后向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本文还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中的非对称传导特征,并识别出同时扮演上游和下游角色的企业可能因角色冲突而弱化后向溢出效应。本文为大力发展数字化供应链、促进产业链上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摘要: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为金融体系注入新活力,其不仅能够提高各国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生存概率,还有利于各国实现出口贸易发展新突破。本文利用2013—2019年99个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数据和金融科技信贷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对出口国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延长出口国产品出口持续时间,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金融科技通过提升金融效率、提高创新水平和降低贸易不确定性延长出口国产品出口持续时间。金融科技对出口国核心产品、差异化产品、非中间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更为明显,且金融科技对非OECD国家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稳定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深入探究公司股票特质风险的影响因素,对于优化公司治理、提高市场效率、保障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分红动因正当性水平对公司股票特质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分红动因正当性水平对公司股票特质风险具有负向影响,投资者异质信念在分红动因正当性水平与公司股票特质风险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股利不平稳通过降低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负向调节了分红动因正当性水平与公司股票特质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更精准地甄别分红动因正当性水平,降低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从而降低公司股票特质风险;区分市场态势发现,无论是在牛市还是在熊市,分红动因正当性水平对公司股票特质风险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以分红动因正当性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作为成份股构建的股票投资指数,收益表现更好。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股票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绿色税收是助力资源高效利用、推动减污降碳的重要手段,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背景下,探讨绿色税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对于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绿色税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税收能够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绿色税收通过能源结构优化、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等机制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能源效率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门槛效应;绿色税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在中部地区、资源依赖度低的地区、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高的地区和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地区显著。为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政策协同与监管,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推动区域差异化治理。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以及诞生这一世纪之问的七卷本近三十册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SCC)。《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