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北宋立国之始, 北部国防已失长城天险, 太祖与契丹维持谨慎的和平, 太宗欲与契丹争夺长城防线, 失败后着力经营以黄河为依托的国防线, 真宗与辽订立“澶渊之盟”, 在法理上确认了燕云十六州的归属, 宋真宗和仁宗两代基本完成了以黄河为依托的国防线。神宗欲恢复汉唐旧疆, 至徽宗时虽然对黄河上游的西夏经营取得显著效果, 但是仓促与金朝签订海上之盟, 导致北宋灭亡, 也使北宋以黄河为依托的国防全面崩溃。赵构重建南宋, 在建国伊始就否定了宋神宗以来的政治路线, 彻底放弃恢复以黄河为主的国防而退守长江, “以江为界, 以淮为藩”, 长江防线不仅使得南宋与金朝对峙成为可能, 而且为阻击延缓蒙元的进攻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旦长江防线被攻破, 南宋就再退无可退。两宋立国的消极战略退却, 既有当时条件所限的客观原因, 又与在主观上缺乏胆魄有密切关系。
摘 要: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革以世界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巩固为主线,不仅将整个世界按照世界体系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组织起来,而且促成了世界历史空间结构的重置、科技结构的变革、人口—族群结构的拆组、社会结构的演化、政治结构的发展和观念结构的校正。整个人类由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处于不同且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科技、空间、人口、社会和观念的结构之中。这种不同且不平等的结构既表现在国家之间,又表现在国家内部。有关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结构的分析从马克思时代便已开始,20世纪以来也有诸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在这其中,世界体系理论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迄今为止学界依然还没有人系统回答一个问题: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究竟是由哪些结构共同构成的,这些结构如何形成、演化和转型?21世纪以来现实世界的发展,为世界体系的演进引入了新的历史变量,表现为世界体系内部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调整,以及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对全球权力结构和世界体系逻辑的重塑,世界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
摘 要: 汉、唐两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两大巅峰, 其间经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动荡交融, 中国文明实现了从“汉型”向“唐型”的深刻转型, 这一演进主要贯穿文化整合、民族融合、制度创新三大维度。在文化上, 汉代确立“儒学独尊”的一统格局, 魏晋南北朝打破此格局, 形成儒、道、佛三教并行的多元融合局面, 唐代则推行“三教并行”政策, 形成兼容并蓄的开放文化体系, 完成文化的革新与升华。在民族上, 汉代初步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 魏晋南北朝因胡汉大融合而重塑民族格局, 唐代推行开放的民族政策, 通过天可汗制度、羁縻府州制度, 实现“胡汉一家”的共生格局, 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基。在制度上, 汉代奠定大一统国家制度框架,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调整与变革, 至唐代进一步完善治理体制、推行科举制、确立三省六部制, 实现治理体系的精细化与规范化。三者相互交织, 推动中国文明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 为后世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 要: “文明”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歧义的概念之一, 其内涵在历史流变中不断被建构与重释。该词诞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 最初意指较高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组织形式, 与进步、理性、自由等现代性理念紧密相连, 体现了线性进步史观, 并在欧洲殖民扩张中衍生出“蒙昧—野蛮—文明”的等级论, 成为界定“自我”与“他者”的思想工具。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德国思想界对此提出挑战, 赫尔德等人严格区分“文明”与“文化”, 将前者贬斥为外在的、机械的普遍形态, 将后者尊崇为内在的、有机的民族精神, 形成文化多元主义的先声。19世纪后期, 人类学研究逐渐将二者等同, 推动了文明等级论的瓦解。两次世界大战重创了欧洲文明的优越感, 多元文明观在二战后成为主流, “文明”由单数转向复数, 其含义与“文化”趋同, 指向特定群体共有的集体生活特征。在当代语境下, “文明”呈现四重并存的含义: 作为大型文化体系、作为价值评判标准、作为人类成就总和, 以及考古学意义上的复杂社会形态。学者在讨论中应对文明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 以避免因含义不清或使用混乱而损害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价值。
摘 要: 观念史主张深入研究思想体系中基本的单元观念, 进而认知和把握思想史中根本和普遍的问题。由于过于强调思想研究的连续性, 单元观念被赋予持久不变和实体化的特征, 对单元观念的研究也脱离了具体的语境。针对观念史的这一弊端, 斯金纳提出语境主义的方法, 主张将观念置于具体的语境中, 探究观念的原初本义。近年来, 受全球史和其他强调宏观视野的史学潮流的影响, 思想史开始与长时段相结合, 尝试突破语境主义的束缚, 书写更加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史。这种新的思想史力求将思想史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整合起来, 既体现观念的整体发展, 又凸显观念在特定语境中所发生的变化。
摘 要: 金朝前期都元帅府是金宋战争和金朝对中原地区实行全面军事统治的产物, 其以女真军功贵族为主体, 具有汉制特点和军政合一的职能。随着金朝在中原直接统辖的州县地区不断扩大, 元帅府在中原的设置格局不断被调整, 职能前后也有所变化。在女真国论勃极烈制度时期, 中原的元帅行府、都元帅府是中枢机构与中原州县制度间的一级军政统治机构。熙宗汉制改革确立三省制后, 都元帅府、元帅行府的中介机构性质消失, 虽行政职能越来越少, 但始终保留了军政合一的特点, 这是汉制改革后中原地方政治制度中残留的女真旧制痕迹。随着金朝政治制度改革的深入, 都元帅府最后被废止。
摘 要: 元川蜀攻宋战争中的解盐“供军食”,草创于忽必烈藩邸从宜府。它就近袭用宋制,主要适应蒙古军从单纯抄掠改为山城攻守的需要。伴随蒙哥汗亲征,青居、大获等山城争夺激烈,对转输军粮的需求不断增大。元朝建立后,分设东川、西川都元帅府持续攻略,“和中陕西军储”在川蜀被升级推行,拨盐引最高达15 000道。至元九年,荆襄两淮也曾“倍见估募商”“俾折钞就沿边和籴”。尽管因地理交通、屯田多寡等造成川蜀多见和荆襄两淮稀有的不平衡,但“市籴”“迎商贾之货,省飞挽之劳”,有力支撑了对宋战争中的军粮供给。川蜀“以盐易军粮”是元代“市籴军粮”的源头之一,还引发了早期山陕商人的登场。
摘 要: 明代府、州、县虽有标准的官职设置, 但并无固定的职数配置, 尤以佐贰官差别较大, 随时间推移表现出动态变化, 同一时期也因地域差异、事务繁简等因素而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从纵向演变看, 洪武年间主要根据事务繁简动态调整; 永乐至成化年间增设管马、抚民、管粮等分管型佐贰官以强化专项管理; 弘治以后分管甚至辅佐型佐贰官多被裁减。从横向分布看, 添设佐贰官各府多集中于北方九边及运河沿线, 裁减各府分布在西南地区。添设佐贰官各州分散在事务繁杂或地理冲要之处, 裁减各州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和九边地带。县级的佐贰官职数与编户里数、县等高低密切相关: 编户多、等级高的县配置齐全, 知县多进士出身; 编户少、等级低的县裁减严重, 知县出身多元。
摘 要: 清代地方社会职役制度主要包括里甲、保甲、乡约三项, 清廷推行这些制度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 因此各地的地方社会职役形态有所不同。依据乾嘉时期刑科题本有关报案中的地方社会职役名称, 可知在乾隆朝刑科题本中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共计 23 例 7 种名称, 其中乡约 12 例, 约占 52%, 位居第一。在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地方社会职役共计 136 例 16 种名称, 其中乡约 54 例, 约占总数的 40%, 乡地 34 例, 约占总数的 25%, 乡约与乡地相加共 88 例, 约占总数的 65%。因此, 乾嘉时期山西的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 其次是乡地, 即乡约与里甲系统的地方构成职役主体, 同时还存在着负责治安的保甲系统, 特别是在晋省北部汉蒙相交地区保甲发挥重要作用。从各种职役名称的混称以及承担的事务, 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山西地方社会职役混合的形态。
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面世的墙盘是研究西周王朝史和史官家族史的重要彝铭。铭文记述了微史家族的“高祖”,并记载其幽隐于微地。这对于说明微子启离开商王都之后的去向,是一则重要材料,可补史载的不足。微子启的儿子在铭文里被称为“烈祖”,他在纣王时任王朝史官,因来自微地,所以被称为“微史”。当大批有识之士投奔于周之际,“烈祖”携带“五十颂”即 50 根占筮所用的筹策,在武王伐纣之前奔周,周武王、周公亲自接待他,并赐予优渥的待遇。他为微史家族立足于周王朝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微史家族建立了无可替代的特大功绩,所以被称为“烈祖”。墙盘铭文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在殷周之际周王朝政治家对待殷遗民采取了成功策略。
摘 要: 关于西汉初年思想家贾谊《新书·大政下》“选吏由民”的设想,根据前人的比对,确认此说源出《鬻子》,准确的称呼应是“鬻子/贾谊设想”。此说受先秦民本思想影响,同时近年刊布的秦汉律令中关于秦汉时期乡里与常备军中存在的“相推”来选择里典、里老以及卒长等军吏的规定,与此说的产生与沿袭也有呼应关系。“鬻子/贾谊设想”的独特之处在于重视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可操作性。这种相推之法,在秦汉时代不同层次的官吏选任实践中并不罕见。在常态下是下推与上择依次而行,而在失序或无序状态下,则仅依靠“推”来推举领袖,重建秩序。“推择”作为一种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传统,可以帮助今人跳脱标签化的刻板印象,把握传统中国的任官之道,更好地理解其政治传统。
摘 要: 北魏六镇等北边军镇, 是在秦汉以来以重兵机动对付草原强敌, 辅以边地州郡和长城构成戍防警候体系的基础上, 再立军镇分头分层设防。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措置, 尤其不合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王朝喜进击而不喜固守的风习, 其功能似非单纯抗御柔然可以解释。考虑到拓跋鲜卑与北方各族渊源深厚, 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北方民族所建并长期稳定统治中原的王朝, 北魏的建立和巩固, 势必带来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导致北方族部纷纷南下求生觅机的连绵浪潮。从北魏与柔然等各族关系和北边相关事态的发展来看, 六镇等军镇的设立, 主要不是为抗御柔然汗国有组织来袭的大规模军事活动, 而是为阻遏无时不来的北方民族部落形形色色的南下冲击和侵扰, 同时也安置、收编和消化源源不断涌来的人口资源。基于上述认识, 才可以准确理解六镇功能, 把握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历史问题。
摘 要: 博览会与区域社会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博览会是区域社会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区域社会自身的“历史建构”。宣统二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虽冠以“南洋”之名,实则依托于“两江”——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在南洋劝业会上,过去仅仅是地理和行政意义上的“两江”,通过展馆、展品、物产会、出品协会、劝业研究会等实体和组织,得以具象化地“展示”和“呈现”,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被“再造”和“重塑”,形成新的“两江”叙事。依托两江,辐射南洋乃至全国,重振“两江”与“南洋”之雄风,正是端方、陈琪等南洋劝业会发起者的办会策略。就实际效果而言,这种策略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成功,“两江”区域社会在南洋劝业会前后曾短暂得以振兴。南京作为两江总督所在地和南洋劝业会举办地,一度大放异彩;上海作为两江辖地,加速替代苏州成长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好景不长,随着端方“移掌北洋”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包括举办劝业会在内的“两江新政”很快偃旗息鼓,以上海为极核的“江浙”逐渐取代“两江”,成为江南新的区域发展中心和新兴政治势力集结地。一言以蔽之,博览会史研究除展会本身外,还须着力揭示其背后的区域经济、政治大格局,以及随之发生的“权势转移”。
摘 要: 希腊文化是罗马文化的重要源流, 从罗马建立之时就深刻影响罗马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到公元前3世纪, 希腊文化已成为罗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 罗马人中也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希腊文化的潮流, 加图和西塞罗等罗马文化精英一方面利用希腊文化资源, 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化抱以强烈的怀疑甚至拒斥态度。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看似矛盾的态度, 既源于希腊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又源自罗马在接受希腊文化中的选择性。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罗马人, 认为自己的文化在本质上比处于臣民地位的希腊人的文化更为优越, 因此他们在接受和利用希腊文化时, 保持着自己作为罗马人的主体地位, 带有强烈的选择性。而希腊人因失去政治独立, 在文化上不免处于被动地位, 希腊文化最终也被罗马文化所超越。
摘 要: 殖民是一个具有极其丰富现实意义的历史现象, 值得不断反思。殖民史、帝国史、大西洋史和非殖民研究的发展方向, 凸显了“非殖民”与“殖民性”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近代欧洲殖民不同于古代殖民, 前者的殖民活动把世界普遍联系了起来。二战后的世界处于被殖民国家宣布独立的时代, 但这不意味着被殖民国家政治、经济与制度的真正独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虽然作为政治制度已经终结, 但是其形成的权力、知识、文化和种族等级体系仍然持续塑造着现代世界, 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和行为模式之中。非殖民化既包含政治层面的主权转移, 又包含经济层面的权力重组、文化层面的身份重构和知识层面的去霸权化, 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 而且是文化运动和知识运动。
摘 要: 魏玛共和国时期, 德国社会围绕设立一战阵亡者国家纪念日(民族哀悼日)展开了长期争论。一战后初期, 德国右翼力量率先就该问题提出建议, 意在对抗左翼节日文化并悼念帝国, 但因政治分歧未果。20世纪20年代, 民间组织“德意志战争墓地照护民族联盟”成为设立该纪念日的主要推动者, 提出在春季的特定周日举行纪念活动。然而其仪式活动逐渐右倾, 强调“英雄牺牲”与“民族复兴”, 引发了左翼的警惕。在此过程中, 德国中央政府多次尝试立法统一纪念日期, 但因地方政府、教会团体的反对及内阁更迭频繁而失败, 以至于各州关于纪念活动的实践混乱, 日期不一。到20世纪30年代, 政府再次推动立法, 但仍未成功。纳粹上台后将其更名为“英雄纪念日”, 为极端民族主义宣传服务。阵亡者纪念日的设立过程暴露了魏玛共和国在政治分裂与记忆冲突中的无力状态, 是其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为后来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战争记忆的相关行动埋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