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个人角度回顾一下自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应试时期我对语文科目下面的“阅读理解”很打怵。伪装自己,去贴近那因为权威而显得扭曲的答案,委曲求全还则罢了,现实往往是跪错庙哭错坟,尊严和分数全丢。这种无关真理也无关艺术的服从性考验让人痛苦,且十分荒诞。 应试时期末尾,我得知豆瓣网的存在。网站上的书评影评突然让我意识到,原来“阅读理解”真的可以帮别人更深入地“理解”一部作品。用自己的感触与学识给别
中国新诗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新诗的创始者与后继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又辉煌的路。回顾新诗的百年历程,总结其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未来的新诗发展拓宽道路,就成了新世纪诗歌理论工作者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百年新诗学案”的提出,便是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模式对百年新诗进行回顾与思考的一种尝试。 “百年新诗学案”是一种全新的对百年新诗发展的叙述,其宗旨是“拒绝遗忘”。这一项目的酝酿与完
1935年夏,在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选工作之后,朱自清写下的一则“选诗杂记”,常为后来的研究者引述: 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救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① 这则感想虽然简短,却道出了研究早期新诗的内在动力,以及基本的视角、框架,即:梳理所谓“第一期”新诗的历史,研究者最主要关注的,应是新诗从旧
吴思敬教授在谈到“百年新诗学案”这一名目时指出,这是从古代思想史著作如“明儒学案”等借来的,又根据百年新诗的发展及研究现状,赋予其新的内涵。它当然不同于百年新诗作品或理论的选编,也有别于诗歌发展史的写作。一般的新诗史主要是以诗人诗作为中心来叙述的。而“百年新诗学案”则是以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事”为中心,针对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事件、社团、刊物、流派、会议、学术争鸣等,以“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逐渐进入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这是堪与“五四”时期相比的又一个历史的“青春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重大转型和变化。中国新诗也来到了一个与此前判然不同、面目一新的阶段,它同样是大破大立、高歌猛进、欣欣向荣的,迎来了堪称可遇而不可求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诗歌的“生产力”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诗人居于文化生活的中心位置甚至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诗歌的公
作为课题“百年新诗学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学案研究”主要是对1990—2017年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可以成为“学案”的现象、话题等进行梳理,挖掘、呈现这一阶段新诗史发展过程中一些新的内容与讲述之可能,为后来读者阅读、了解这段历史留下特定的资料与档案。 中国新诗进入1990年代之后,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诗歌确实无法像以往年代那样产生轰动的效应,不仅如此,网络技术的兴起也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与此一脉相承的还有清前期黄百家、全祖望等撰《宋元学案》,清后期唐鉴撰《国朝学案小识》,民国徐世昌等撰《清儒学案》,无不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年新诗学案(第六卷)》(台港澳地区)所借鉴的“学案”一词,与黄宗羲说的异多于同。台港澳地区百年新诗流派极少,学派更是难觅。有鉴于此,本
自从1979年第一款图形化角色扮演类电子游戏Akalabeth:World of Doom(《阿拉卡贝:末日世界》)诞生①,40余年来,还没有哪一部游戏作品的诞生,能像2024年发售的《黑神话:悟空》这般引起中国文学界的震动②。 如果看到这篇文章的纯文学研究者们大都认为上面这句话中提及的对象、概念风马牛不相及,是一句类似“不想当将军的厨子不是好司机”这样的话,那么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初衷就得到了印证
诗宇什么时候长大呢? 我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有点“爹味”了,我并不期待诗宇快快成熟起来,揭开锅一看,诗宇终于熟了,这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美好场景。我只是感叹诗宇的那种“少年气”,但也不是“男儿至死是少年”的那种少年,后一种说法多少带着一声叹息:什么时候长大啊,什么时候能靠谱一点,这不是我的意思。诗宇很靠谱,诗宇的少年气是清澈的,不是不良少年,而是三好学生那样的好,你看看诗宇的眼睛,他的目光干净、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由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携手建构的话语如层峦叠嶂,研究者置身其中,久而久之难免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局促和无奈。正是在冲破理论话语的“围城”这一关键节点上,诗宇的文学研究显示出了不容忽视的新生代力量:“经历了‘经典化’的文学教育、有了相对稳定的文学观念之后,能在文学现场发现当代文学的现实,这种经验其实是许多人并不拥有过的。”① 如果把学界比作武林,那诗宇所走的绝非套招拆招、一板
去年6月,陈老师在我的生日会上总结了我的特长有“五能”(即“能幼能长”“能吃能睡”“能游能玩”“能大能小”“能上能下”)——其实应该说是“十项全能”,因为每一“能”都由两“能”组成——还特别说明不是“无能”。现在轮到我来为他祝词,想来想去,感觉只有“快”字可以算是他最突出的特点。 从个人感受说,当然首先是恋爱结婚快。不过,这个情况不能细说,只讲时间表吧。我们从认识到结婚,也就差不多一年。用陈老师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鲁迅有名作《娜拉走后怎样》,提出娜拉走后的两种命运:续梦与梦醒。我们今天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之后怎样:致敬与接着讲。 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充满着改革开放时代所特有的解放思想的力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打破旧文学史叙事框架叙事模式叙事话语,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重新建构阐释的冲动。这是陈
借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为陈平原先生颁发“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的机会,我们其实也有了一个回顾和梳理平原先生学术历程的可能。在这里,我最想强调的是平原先生学术历程与学术追求的丰富性,也就是说,在今天特别是21世纪以后成长起来的研究生的眼中,平原先生对于我们学科的治学规范、学术态度的影响可能十分深远,这不仅体现在1990年代以后他对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对学术规范的倡导和强调,对现代大学精神和大学教
陈平原是整个中国现代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他在现代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不仅为他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声望,而且也使得现当代文学学科立于一众学科之林而毫不逊色。20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24卷本的《陈平原文集》,这是陈平原学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乃至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新高度。就这部文集看,陈平原的学术研究成果量大且质高,涉猎领域广而问题挖掘深,学理研究透。
21世纪,进入数字时代,文学与图像短兵相接,尤其在DeepSeek、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大行其道的当下,如何直面数字媒介营造的以图像和声音为主要传播介质的拟态世界,依然是文学研究回应现实关切的关键命题。在这一系列复杂的焦点转换过程中,陈平原无疑是较早思考文学与图像,付诸学术实践且产出重要成果的当代学者之一。2024年,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时间:2025年5月10日上午 地点:南宁桂景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与会者:陈奕君、陈建功、夏潮、韩流、刘颋、严霜、刘水玉、张燕玲、程小华、谢仁敏、刘大先以及区内外评论家、学者近百人 主持人:韩流、张燕玲、谢仁敏 第一节 韩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尊敬的陈奕君部
“《百鸟衣》是壮族诗人韦其麟根据本民族流传的民间故事而创作的叙事长诗,它不属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范畴,是专业诗人利用民间文学进行再创作的优秀作品。”①这是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关于韦其麟和《百鸟衣》的一段概述。长诗《百鸟衣》发表于1955年,今年是《百鸟衣》发表70周年,也是作者韦其麟90寿辰。集中阅读韦其麟关于文学及诗歌创作的文章,生出一个粗略的认识:与其说是韦其麟选择了诗歌,不如说是
“经典”这个词由于长期以来在大众媒体中被商业营销虚张声势地使用,已经逐渐蜕变成了一种修辞,以至于很多时候它几乎成了一个夸饰性的形容词。这种情形在文学领域里同样存在,很多时候形容词性的“经典”鱼目混珠地遮蔽了它名词性的存在——即那些经过了广袤时空、不同文化和无数人的拣选与检验后依然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 “经典”的词源及含义的拓展有长久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圣贤典范著述、宗教的规范化经书,再延伸到世俗化
韦其麟是早慧的壮族诗人,18岁发表的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1953)就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进入国际视野。20岁发表的叙事诗《百鸟衣》(1955)更是轰动了文坛,被翻译成多国文字。韦其麟因此被誉为“居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①,“壮乡天籁之音的歌者”②。之后经过了20年的沉寂,韦其麟又持续出版了叙事诗《凤凰歌》,诗集《寻找太阳的母亲》《含羞草》《苦果》《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韦其
在“绿绿山坡下,清清溪水边”,孕育了“英勇的古卡”“聪明的依娌”以及他们“两颗星星一起闪”的故事。韦其麟关于他们传奇的叙事长诗《百鸟衣》①1955年6月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百鸟衣》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直到今天也没有画上句号。刘硕良于2012年5月将《百鸟衣》比作“美丽花朵”,并问道:“这样一株盛开的美丽花朵是如何绽放的?”②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政策对文学的引导:
1 奥德修斯在外漂泊的最后三年中,在他的家乡伊塔卡,妻子佩涅洛佩遭到了众多公子王孙的围攻。他们每日里麇集在奥德修斯的家中,向他的妻子求婚。佩涅洛佩为了摆脱求婚者的纠缠,便想出了一个计策。她谎称自己正在为年迈的公公编织一件寿衣。她向求婚者许诺说,只有等她织完了寿衣所需的布匹之后,她才会考虑改嫁一事。她白天织出的布匹,到了晚上又被偷偷地拆掉。就这样织了拆,拆了织,无限期的拖延,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拒绝
格非早年以先锋小说家的姿态而闻名,在极具革命性的叙事形式实验中不断表达历史与记忆、自我与时间等经典母题,与马原、洪峰、扎西达娃、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人一起,共同推动了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崛起。但是,格非进入新世纪之后奉献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却风格陡变,由先锋而写实,由虚幻而真实,以优雅而诗意的文字,通过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故事,书写了百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如果说我们把《登春台》中总部设在春台路67号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看作是一个人生大舞台,那么,包括创始人之一的周振遐在内他们四位的故事,就可以被看作是蕴含着各种人性奥秘的人性黑洞的展示过程。此处的黑洞这个术语,来自现代天文物理学。依照现代广义相对论的解释,黑洞是一种存在于宇宙空间中的天体。因为黑洞的引力极其强大,甚至强大到了使得视界内的逃逸速度大于光速的缘故,所以,一种权威性的说法就是,黑洞是时空曲率
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思想家、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之一。意大利当代哲学学者卡洛·萨尔扎尼(Carlo Salzani)撰写了《阿甘本导论:新修增订版》。他在《风格的理念》一文中写道:“在漫长而高产的职业生涯尽头,阿甘本无疑是我们时代被阅读和讨论得最多的哲学家之一。”①阿甘本阅读卡夫卡、熟悉卡夫卡、引用卡夫卡,最
新时代中国非虚构文艺以现实主义作为创作遵循,以有关“小我”与“大国”的真实故事,拓展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纪录片和时代报告剧等纪实类文学与影像的叙事边界,将讲述人民、国家与世界的故事融会其中,共筑中国话语与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涉及历史、现在与未来,贯通思想理论与文化审美,凝聚人民梦、强国梦、强军梦和航天梦等美好愿景。为不遗余力地建构中国故事,创作者们将新时代非虚构文艺的根扎向广阔大地,以纪实传神
对文学介入的讨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此脉络上,文学介入理论主要指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定义和解释作家的角色,阐明文学写作具有积极的政治维度,并探讨介入写作的相关理论。一方面,在政治意义上,介入意味着必须有意识和积极地选择立场;另一方面,就美学而言,这个术语仍然是有争议的、开放的,并且受制于特定的理解①。雅克·朗西埃强调,将文学介入带离“泛泛而论的水平”②,需要直面美学政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华民族重大的转折时期。在“现代”各种思潮此消彼长的社会潮流中,思考国家的前途,探索如何塑造人民的信仰、民族的力量,从中华传统文化出发思考和探索生活的价值和内心的力量,是当时文学创作者们普遍的精神取向。此中,老舍和沈从文是两位不能忽视的重要作家,他们身上流淌着多民族文化的骨血,又自觉地表达着对国家的深沉情感。受个人经历和时局影响,两位作家的创作均在1920年代末勃
引言 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富有影响力的作家、学者:他前半生以新文学创作成就美誉,其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坛的回响,绵延至今①;后半生以学术研究立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从事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研究的专家之一,其筚路蓝缕之功毋庸赘言。如将眼光进一步偏离,不难发现,导演侯孝贤②、建筑艺术家王澍③也曾不同程度地论及沈从文的影响,凸显着沈从文传统的跨界性质和“泛文”内涵④。沈从文也是20世纪中国为数不多主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文学运动与文学教育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相互交织的双重脉络,二者共同参与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与传播。具体到桂林文化城这一特殊历史场域,相比于文学运动,文学教育始终未被纳入系统性考察的范畴,相关论述多以零散化、碎片化的方式散见于其他主题的讨论之中。文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通常被分解为具体行为(如文协桂林分会的写作培训班、文化供应社的青年丛书出版活动、开明书店的少年图书
凡一平写小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在意别人怎么去读他的作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一位在茫茫暗夜里手持电筒向前领路的人。这位领路人,让我们饶有兴趣地走进故事,然后兴趣盎然地从故事中走出。手电筒的开关就在凡一平的手上,他一抖擞,让跟着他的人心头一紧;等到灯光鲜亮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前面居然有一条意想不到的近路。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天渐渐亮了,凡一平的小说也戛然而止。我们读凡一平前期的《
凡一平经常以他的家乡上岭村作为背景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围绕着当代农村人和农村生活展开,为研究地方城乡现代化历程和民族文化做了有效背书。与传统乡土小说单一批判农村的落后或远在城市遥望乡村的诗意不同,新乡土小说更多是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体现夹杂在城市与乡村文明间的身份焦虑和复杂感①。凡一平的小说中也反映出同样的背景,他并没有美化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适感,《上岭村的谋杀》《蝉声唱》《上岭村编年史
在谈论这几位诗人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某种随意性,因为这一组合完全是随机的。但我同时又感觉他们好像彼此有着某种内在的呼应性,放置在一起时的某种“扩展性”,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共同隐喻着一种趋势或现象,在当代写作中的一种可能的共性。这很复杂,只能在单个的谈论中彼此彰显。另一方面,我也更加感受到他们各自的重要性,即都是具有某种“范例或象征”意义的诗人,而每个时代能够称得上是范例或象征的诗人并不多。 诗歌是万
引言 在21世纪中国文学界,官方正式层面会员约百万人,由各级作家协会的成员组成。在国家层面,中国作家协会汇集了约1万名重要的作家成员,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东西(本名田代琳,1966年生),是广西作家协会主席,他不仅是全国作家协会的成员,还获得过许多国家级文学奖项。东西从事创作已有近30年,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包括俄语①。东西的写作生涯始于河池学院中文系,在学习过程中,他弥补了教育上的不足,
作家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自刊登于文学刊物《十月》,并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同名单行本后,已经有众多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对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的文章重在判别小说主人公王端午的生活、命运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是广东在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互文性关联;有的文章则操持心理学的理论工具,从那个隐身于王端午脑海中的“弟弟”王中秋出发,谈论童年经历对人物的人生路径选择的影响;也有文章从小说中作者频频
“乡贤”形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乡贤”,一般指“科举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乡村并有较高地位者。他们多半由退职返乡的文武官员,或有一定功名而未出仕的乡村贤达组成”①。士绅即中国传统社会的“乡贤”。科举制度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士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占有及与国家权力的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知识阶层。在宗法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儒家文化、消费文化的交互影响
桂南采茶戏作为广西代表性地方剧种,根植于岭南文化沃土,流行于桂南、中南、东南等汉族地区(客家民系、广府民系)和壮族地区,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强大的传播力。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从艺术特质、传播特点与动力系统三个维度切入,探讨桂南采茶戏在地化重构,归纳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传播特点,剖析文化交流、市场需求、文化创新、政策引领协同驱动的动态平衡机制。 一、桂南采茶戏的艺术特质 桂南采茶戏蕴含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首先提出,物与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史①。他将物放置于其社会化的不同阶段,并探讨物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和再商品化的过程,同一个物在不同的阶段中可以分别扮演礼物、商品、艺术品以及圣物等不同角色。在阿尔君·阿帕杜莱那里物具有主体性,不再只僵化于某一承担重要功能或发挥重要作用的“高光时刻”。 关于观念史的定义,学界的看法很多。基于对历代学者提出学说的反思和总
从元代吾丘衍开始,明清的印学理论家都看到了“字法”对于篆刻的重要性,以韩天衡先生所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为例,无论是“印学论著”“印谱序记”还是“印章款识”“论印诗词”等,对于“字法”的论述、考据比比皆是。尽管出发点不同,有的论述是属于古文字学的、有的属于考据学的,诸家核心目的是在“字法”高明的前提下才可以表现篆刻的艺术性。例如明代周应愿《印说》有“除害”一篇,其云:“凡篆之害三:闻见不博,学无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