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是国际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体现,呈现出不断演变和调整的态势。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经历了海上商贸驱动的1.0版、工业化驱动的2.0版、去工业化驱动的3.0版后,正在向再工业化驱动的4.0版深度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巩固和提升我国制造业优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考察批判中指出,资本增殖逻辑深嵌于市民社会之中,导致市民社会成为虚假共同体的渊薮。当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将市民社会投射到世界范围时,其所造就的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也只是形式不同的国际虚假共同体,其目的是以虚假共同体为中介,创造虚假共同利益,扩大掠夺范围,借机完成资本增殖目标。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延续了马克思站在全人类角度考察世界历史的逻辑理路,在世界普遍交往的现实中摆脱了资本主义以虚假共同体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范式,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承接了从批判性揭露到建构性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践行了实现共同利益的承诺,澄明了其投身全球治理实践的合法性,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内容提要中国美学史著作在谈及老子美学时,通常会涉及“涤除玄鉴”这一命题。对于“涤除玄鉴”与通行本“涤除玄览”的文本差异,移译者常视其为通假现象而不求甚解。我们理解老子“涤除玄监(鉴)”的本义后,便会发现“涤除玄览”并非“涤除玄鉴”的假借。西汉中期之后“涤除玄览”才出现,在魏晋时期其发展为哲学命题,后经学者们的阐发逐渐美学化,成为近代“涤除玄览”美学命题产生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史写作进程中,现代意义上的“涤除玄鉴”美学命题才真正诞生,并且逐渐发展为囊括“虚静”“直觉”“审美无功利”的道家美学核心命题。观此命题的演进过程,亦可折射出“中国美学”命题发展的历史脉络。
内容提要唐代文人拟民歌填竹枝词,为后世模仿从而形成“竹枝体”。唐人眼中“竹枝词”虽名为“词”,核心特征却不在体式韵律,而在内容上的叙写风土与格调上的俚俗。唐代众多民歌中,唯竹枝词完成了从曲调到文体的变迁。究其原因,它的兴起既出于内容题材的特殊性,又离不开文人拟作使其保持较高的艺术水准与经典作家的垂范效应。在风土书写传统的视阈下,竹枝词契合了中晚唐以来采诗理想复兴、南贬文人增多的社会背景与好奇、尚俗的创作风气,适于文人心态而被大量创作。这些唐代文人拟作的竹枝词不仅是后世竹枝体的滥觞,更书写着地方风俗,成为中国风土诗歌演进的重要一环。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最终目标,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分别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现途径和国土空间保障。面向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科学内涵是优势互补、开发高效、约束有效、布局协调、发展安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战略格局是面向全球的“沿海一内陆一沿边”全面开放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要调整和优化产业基础能力布局,增强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要优化重大基础设施和大通道布局,提升国土空间的开放程度和通达性。科学的、全面的国土空间体系包括空间发展格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三者缺一不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经济发展优势区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要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更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做保障。
内容提要企业家精神驱动创新被视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原因。然而作为可追溯至18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经济理论主题,企业家精神及其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从来不止于关注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构成了对企业家经济行为的补充,从而可在广义综合后有经典的“熊彼特一韦伯一诺思”企业家模型。在这一综合性框架下,企业家精神、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对企业家精神经典理论的广义综合为参照系,中国语境下的再阐释可提炼出企业家精神在创新模式、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特殊规律,从而有助于形成企业家精神的中国式话语体系。
内容提要以往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大都遵循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起源是西方社会学的预设。景天魁及其团队提出“荀子群学即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并开启近十年来的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起源的本土路径,构建了“一线四层”的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体系,证明了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体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存在性和绵延性。回顾和反思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研究十年历程,可以对“社会学中国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可以更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十年研究梳理出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也需要反思理论构建过程和拓展研究中的不足,以期进一步实现对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反思与创新性发展。
主持人语:与孟子高扬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相比,处于战国末期的荀子则更为关注儒家理论在公共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如果就日常生活视域而言,荀子的思想更为接近人们对现实社会秩序的需求。基于这样的认识,南开大学哲学院干春松教授的《血气与道义:孟荀对“勇”的文本疏解与意义阐释》一文通过对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文本梳理及意义阐释,试图追寻儒家古典德目的“勇”在战国时代日渐边缘化的原因、过程及影响,并将“勇”的现实意义最
内容提要《荀学大略》是牟宗三疏解荀子思想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该书中,牟宗三紧紧抓住“礼义之统”与“客观精神”以提领荀子思想的特色,并借由荀子逻辑的、建构的理性主义精髓,阐明荀子由客观的“共理”发展出“类”概念,再将“类”概念运用于政治之组织、国家之建立以及历史文化之肯定方面,由是“知礼义之统类、推礼义之统类”遂成为外王之开出与客观化之落实所以得以可能的保证,而荀子的思想至此而可被称为“全尽之道”。
内容提要道德动机说是儒家的一个核心议题。朱子从形而上之性、理出发,认为人的“真知”使得道德情感和动机的产生成为可能。朱子的这一推理在构造知与情的逻辑关系以及心的形上形下结构方面还需要加以充分的阐释。早期儒家荀子则主张通过礼义制度引发的道德认知来化导人的情感从而产生道德动机的起点,同时以“虚壹而静”的方式确保具体的道德认知能够上达形而上的本体。在这一方面,荀子的“虚壹而静”思想所蕴含的心的二元一统结构为贯通朱子认知哲学的形上形下结构、实现形而上天理之“体”与形而下情感之“用”的均衡一致奠定了儒家学理基础。
内容提要对于《左传》成书的时间,当代学者往往根据《左传》载录的预言加以判定,即通过预言的应验与否来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下限。“预言解证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此得出的时间段也让人难以信服,而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宏观文化语境显示,《左传》的成书年代可以根据史料的来源、诸子的引用加以判断。经过文本辨析可知,孟子的春秋史叙事并非来源于《左传》,而是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短章型春秋史文本,《左传》的编纂应在孟子之后。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荀子、韩非以及其他文本对春秋史事的引用可知,《左传》的成书年代处于孟荀之间。
内容提要关于“夏”意识之起源与含义,迄无定见。《诗》《书》所示周初有一系材料表明,“夏”既可指称“夏代”亦可为周人自称,二者当共享一个“夏”的基本语义。通过对《国语》所载王子晋用以释“夏”之“殷(嘏)”字的新考,知周人观念中“夏”的基本语义关联于“嘏”,其思想内涵为受皇天嘏福长养百物致其壮大。在周人看来,“夏”具有基于天命信仰的文明史意义。皇天对禹命氏曰“夏”是因为禹是首先实现“惟嘏于民”之人。周人亦可自称“夏”且自觉居于夏以来的三代秩序,其原因亦基于此。春秋时期“诸夏”“华夏”“夷夏”等一系有关“夏”意识的观念亦可在此义中获得一贯的理解。
内容提要元宇宙作为数字虚拟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深度融合交互的重要平台,正在深刻形塑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样态和实施条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脑机交互技术、去中心化技术和数字孪生技术,元宇宙在共同富裕中构造分身的多元场景参与、延展感官的交互系统联动、统一身份认证的系统架构和打造环境的身临其境映射。面对元宇宙网络结构的分布化与技术运用的失衡化导致社会的不平等、用户活动的自由化与资本经营的垄断化导致平台的排他性、外部形式的共享化与内部形式的剥削化导致劳动的非正义、信息资源的集中化与规训行径的霸权化导致话语权被垄断等多重挑战,要从技术迭代升级、群体创造开放、治理边界拓展、立体叙事优化方面着力,通过共享元宇宙智慧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型样态。
内容提要进入新时期新征程,共同富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城镇集体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能够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然而,现阶段的城镇集体企业存在立法规制欠缺、产权界定不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滞后等问题,制约了朝向共同富裕迈进的步伐。城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时代契合性,能够在反哺城镇化进程、助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方面提供新的解决之道。城镇集体企业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路应从宏观面向、立法支撑、产权保障及微观治理四个层面重点发力,以社会企业为基本定位,采用特别法的立法模式提供改革指引,明晰集体企业产权,以协商为基础构建城镇集体企业现代法人治理机制,共推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