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是双向互动关系,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推动新型工业化。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工业化的本质,是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来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工业化的重要战略选择。数字化浪潮改变了工业化发展的生产力基础和性质,形成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能源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而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会全方位推进新型工业化。因此,要以数实深度融合为核心、以产业价值链升级为重点、以工业化质量的提高为目标、以工业化方式的转变为路径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推进新型工业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超越性集中体现在比较视野的坐标之中,即一方面从古今维度而言,实现了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超越;另一方面从中西维度而言,实现了对现代西方文明形而上学困境的历史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上述二元历史超越性,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基本原因。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之上,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文明创造之间产生了双向互动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具备深厚的文明根基,同时也以其显著的中国特色推动传统文明不断走向现代。二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坚持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方法,既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现其“两创”,同时又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汲取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分,使经过现代化转型的传统文明与被赋予鲜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实现深刻的化学反应,进而生成具有复合型特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样态。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封闭的自我实验,而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性实践,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为我所用,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厚历史超越性特征的彰显提供了外部保障。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超越性,有助于深入展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意义。
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四句教”,长期以来遭到学者的质疑。明清以降的正统儒者,多以为“无善无恶”与禅学无异,颠覆了儒家性善论的根基。这个问题只有回到“三教合流”的特殊语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王阳明通过对“人心本体”与“良知本体”的区分,实际上化解了四句教的逻辑矛盾,即良心解决人的道德生活,人心则解决人的精神自由,人心的无善无恶并不影响良心的知善知恶。这可视为阳明心学对传统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经典范例。
《大学》《中庸》在明末清初出现从四书中脱离出来,重新退还于《礼记》中的倾向。明末清初学者在将《大学》《中庸》退还《礼记》时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以东林学派顾宪成等学者为代表,提出将两篇退还《礼记》后,加入理学新经典来重构“新四书”,从内部对理学系统展开修正。其次是焦、郝敬及王夫之等人提出恢复《大学》《中庸》原本的礼学特质,将两篇退还《礼记》以保证儒家之道的完整性,但其实质在于去除两篇以本体心性为核心的理学解释。最后阶段以陈确、姚际恒为代表,他们通过作者、文本等文献的考证斥责《大学》《中庸》并非孔门圣学,由此动摇了理学的经典结构体系。明末清初的《大学》《中庸》退还《礼记》运动是晚明理学自我批判与反思的产物,这种退还行为动摇了宋元以来的“四书”经典结构,反映出明末清初儒学由虚转实的新动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使“中国式现代化”由政策话语正式升级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范畴,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剩余价值”作为《资本论》的主线,在范围、结构、属性和目的四个维度分别呈现出线索性、枢纽性、宣示性和导引性的理论特质。文章以此为参照系考察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在范围上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能够明晰历史线索、聚焦研究对象和主题;在结构上作为中心范畴,以其蕴含的综合性内涵和逻辑性思维特征将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理论成果联结成为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在属性上凸显出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的价值立场和制度背景;在目的上作为揭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题眼,有助于推进学说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主线的作用与意义,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应沿着这一主脉络不断丰富和拓展。
地方政府行为是“制度—心理”有机互动下地方官员的能动活动塑造出来的,而非制度或心理单向的、自动的影响结果。当前,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以外在“利益—权力”的制度拉力逻辑替代了内在“心智—认知”的心理推力逻辑,遮蔽了地方官员主体认知在地方政府行为生成与演进中的作用。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已不再简单地是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认知内容的载体与认知能力外在功能的延展,就认知反应过程而言,心智模型塑造了地方官员的制度认知与制度行为选择进而决定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生成。伴随总体性激励情境的变化,地方官员的制度认知与制度行为选择发生相应改变,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行为的演进。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实现了“制度逻辑”与“认知逻辑”的融合互补,对新时代有为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唐娜·哈拉维在其经典文章《赛博格宣言》中提出了“赛博格”这一重要概念,描述了人和机器深度融合的未来社会景象,为批判资本主义和思考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应关注身体技术化、身份政治化与生命生产化的多重博弈。首先,赛博格是技术与资本的融合,透视赛博格资本逻辑的扩张性本质,以实现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跨越。其次,赛博格工人阶级的崛起实质上是赛博格与身份政治的共谋,把握赛博格政治的虚幻性表现,需寻找一种新的反抗资本主义的现实阶级主体,以抵抗父权制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最后,赛博格形象体现了生命生产化与后现代的认同逻辑,重思赛博格生命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本质,尝试突破文化虚无主义,在马克思的“技术—社会”理论范式中思考人与机器的未来发展道路。
霍布斯是现代早期国家理性思潮的重要人物,学术界对其定位的差异背后是关于国家理性的不同理解。人文主义的解释不足以涵盖霍布斯的理论视野,审慎和科学的知识分类才是分析其国家理性观念全貌的重要框架。霍布斯虽然偏好“科学”,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审慎”,二者只不过处于主权权力与统治技艺的不同层面。霍布斯依然继承了审慎式国家理性的价值观念和技艺话语。霍布斯国家理性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性出发完成科学式国家理性的公共建构,推动国家理性从统治秘术向政治规范的现代转型。
《青青河畔草》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诗。这首诗大胆打破了思妇诗的正统模式,以其率真自然的表达与无迹可求的风格,展现出新的人性内容,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并在六朝引起了许多著名文人的拟作,成为经典作品。汉魏以来一些著名文士对于《青青河畔草》的拟代之作,体现出经典化的实质精神是对内在生命的真实抒写,其所代之物乃生命之感兴,反映出六朝文人对于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与表达,而拟代作品能够经典化的基本条件是符合当时玄学思潮宣扬的自然人性之道。这种拟作过程折射出文士的审美观,有着深层的心理因素,反映出经典内容的代兴,有助于发掘汉魏以来文学经典化的原因。
六朝文学“佳句”频出,与“意象”本于心性的兴感书写密不可分。从曹植到谢緿,诗人的生命兴感成就了千古佳句。诗歌“意象”包含即目所见之“象”及由此“象”引发的“象外之象”,而后者的书写更需要“性灵”。“兰亭”“江南”等六朝赋作“意象”的经典书写,亦源于创作主体心性的自然感发。从“心术”到“隐秀”,是“意象”的经典书写在六朝的美学生成路径,“隐秀”之“秀”有“秀句”“意象”的双重内涵。六朝文学“意象”的经典书写,正在于洞悉“心”的本质特征,发掘创作主体的本真“性情”、显化其“性灵”,并影响到盛唐诗歌的兴感书写及唐宋“句图”的美学批评。
《诗经》作为中国早期的儒家经典,流传两千余年而生生不息,山水之助是其经典性的重要成因。《诗经》多以山水为重要意象,诗人通过对山水起兴隐喻功能的运用,将个体自然人性、人生与社会多方面内容融入其中,创作出一系列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的经典意象与话语,熔铸成《诗经》丰富的人文价值,并成为《诗经》经典性的内核,体现了人文价值与自然山水的交融共生。这种经典性在屈原《离骚》中获得代兴,形成中国文学《诗》《骚》并举的局面。六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自觉,诗歌的发生与创作转向人生与内心世界之中,诗歌的经典性获得重新构建。
智能体的功能替代可能会取代劳动的生命意义,同时智能体也可能会打破劳动与消费的辩证法,并从根本上夺取人类的幸福源泉。阿伦特关于动物化劳动者的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当人类不再思考时,那么人类就可能会变成动物化的劳动者。大模型的胜利是一种工作的胜利,同时技术也代表了从劳动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趋势。然而,这其中也蕴含了巨大的危机。当人类甚至连提示权都不能保留时,那么人类将可能会丧失一切技艺。大模型代表了一种言语革命,确实可以帮助人类个体更好地展现自我,从而实现一种沟通革命和行动革命。然而,大模型带来的行动潜能与政治堕化风险一样显著。行动同样会面临被工作吞噬的风险。在大模型条件之下,人类新共同体的建设主要需要在如下两点展开:一是个体的新劳动和新行动,二是共同体的整体行动。在社会个体获得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之后,人类社会的最终尽头便可能是政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和价值便会凸显出来。人类个体对于共同体的愿景以及参与,会成为未来社会个体的最终归宿。
在我国数字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新阶段,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自主”日益呈现出复杂的互构共变特征。劳资双方通过相互针对又相互改善的方式对各自行动的意义进行着适应性调整,由此塑造出新的结构性力量持续地改变着雇佣关系、劳动组织关系、劳工阶级关系以及服务消费关系等群体关系的性状,其所带来的行动后果也由双方共同承担、消解或转化。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关系正经历着反向构变与调适构变的激荡过程。为了促使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关系朝着同向构变的方向发展,需要通过劳动关系协调、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公共管理服务改进等方面的改革,努力形成兼顾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局面。
我国自2012年起实施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而在面对各类突发事件时,智慧城市建设也凸显了对城市韧性的改善作用。文章运用2009—2021年中国26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的直接效应和异质性影响,同时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创新资源协同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城市韧性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其中,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生态韧性则无显著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创新水平及科教水平高的城市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创新资源协同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城市韧性。文章为研究城市韧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进而提升城市韧性带来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