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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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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1期

本刊是我国唯一以“人文”冠名的学术理论刊物。自1957年创刊以来的近半个世纪，它一贯明确倡导彪炳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文明，践行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性、思想性和原创性，以质衡文，出精品，创一流，积极地参与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进程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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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

关于月亮的认知、书写和话语，构成近代中国知识、观念和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国人与月亮特有的精神关联，属于月亮的“人文史”。考察这一历史的整体变迁，探寻其中人文现代性的生成、各人文因素复杂交织及其连代性互动演绎的轨迹与特点，揭示和阐释其丰富内涵，很有历史认知意义。对月亮的新知传播、文艺书写、流行话语和中秋文化变革等主题进行透视，可以见证、感知和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人文之史变迁的某些独特面向。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论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使命与汉语哲学的文化机制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论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使命与汉语哲学的文化机制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百年之后，中国哲学界自身的哲学创造意识日益强烈，提出了建构汉语哲学，为哲学的发展贡献汉语学界之力量的思想任务。由于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反传统，社会文化相对空虚，２０世纪上半期的知识精英有引入哲学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以建构中国社会文化，重塑中国人之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文化意图。哲学能否承担起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塑造之责任，这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哲学是对一切思想与文化的自由探索，是对文化的深刻反思，而社会文化的塑造需要凝聚价值共识，二者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哲学反映文化的底层逻辑，不过并不塑造现实的文化内容。当然，文化需要反思，以增进其合理性。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在现代风雨飘零，中国社会需要文化反思，更需要文化供给。汉语哲学如何协调其哲学观念与中国社会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南社湘集的创建与沿革及其与南社关系考论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南社湘集的创建与沿革及其与南社关系考论

南社湘集是南社相关社团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历时最长的一个。学界长期以来将南社湘集纳入南社整体研究，忽视了其作为现代旧体文学社团的独立性。实际上南社湘集是一个为了“对抗”“新南社”而成立的现代旧体文学社团，１９２４年４月６日正式在长沙成立，最终在１９５０年后停止社团活动。南社湘集在文学和文化立场上与同时期的学衡派比较接近，主张“恢貶”民族传统精华，“慎择”西方现代文明资源，在整理、扬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化（文学）”。南社湘集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分别由傅熊湘、刘鹏年、柳昶軻任社长。在社会发展较平稳时期，南社湘集呈蓬勃之势；而在民族战乱时期，南社湘集往往被迫暂停或离散，一旦战争结束又重新结集。南社湘集以南社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二者在宗旨、社制、诗学观念上既有传承又有新变，无论从法理还是学理上看，南社湘集都应属于独立于南社之新社。研究从南社到南社湘集的近现代旧体文学社团演变史，可为重构中国近现代旧体文学发展史提供一条重要的文学史线索。
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货币供给外生性和内生性研究：一个思想史和货币实践的考察

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货币供给外生性和内生性研究：一个思想史和货币实践的考察

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和内生性主要是由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者提出的命题，他们认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是外生性的，而现实经济的货币供给是内生性的。在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经济学者有温特劳布、卡尔多和莫尔等人。在货币供给内生性的讨论中，格利、肖、莫尔等人的论证有说服力，温特劳布、卡尔多、瑞安－柯林斯等人的论证缺乏说服力。实际上，在货币供给研究领域，并不存在外生性和内生性的截然区别，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并没有否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所谓分歧只是对中央银行作用大小的判断不同。在现实经济中，随着中央银行监管方式的变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有所增强，但中央银行仍然在货币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金融风险视角下金融结构调整与企业稳杠杆

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金融风险视角下金融结构调整与企业稳杠杆

如何把握好“稳增长”与“稳杠杆”的动态平衡，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企业积极稳妥去杠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延长企业债务期限，有效改善企业的短债长用问题。这种负向影响会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分布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并伴随企业创新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而指出，应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金融错配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基于Ａ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金融错配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基于Ａ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双碳”目标背景下，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文章以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高维固定效应泊松模型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金融错配会通过加大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与内部代理成本，增加企业创新活动失败的风险并挤出绿色研发资金，从而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企业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及高管良好的教育背景，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给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负向影响；金融错配对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文章对既有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形成有效补充，可为完善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研究 | 一体多面：中共早期纪律检查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研究 | 一体多面：中共早期纪律检查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中共成立之初，由于党员规模较小、干部力量匮乏，集中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兼任执纪主体，并负有发展党员、发行出版物、支配经费等职权，逐渐形成“一体多面”的兼职性纪检制度。然而，兼职性纪检制度与组织发展间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困境：一是执纪主体在组织层级、地域空间的非均衡分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纪检工作的及时性和精准性；二是各级执纪主体的设置是以下级党组织数量为前置条件，致使中共在推进组织发展与抑制执纪主体领导幅度、层次不断延展之间难以两全。于是，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兼职，以及执纪行为的个体化表达等举措成为克服兼职性纪检制度结构困境的必要选择，而这也为后期纪检工作的部门化、制度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研究 | 左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实践

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研究 | 左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实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重要体现。左联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与文艺界共同互动的结果，因而其性质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性群众组织。其制度文化承袭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与组织形式，在文化上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在统一。其制度建构与设计逻辑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所构成的制度认识与支部和党团组织构成的制度结构。左联通过谈话、会议两种基本制度交互模式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
近现代人物与思想 | 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以唐君毅的论说为中心

近现代人物与思想 | 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以唐君毅的论说为中心

自然宇宙观是一种文明形态的世界观基础，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首先体现在自然宇宙观上。唐君毅基于中西印比较的视角，以《周易》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对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特质作出了深刻揭示。在强调人与自然宇宙深刻贯通的“天人合一”观念下，中国自然宇宙观首先认为，自生自化的生生之理是宇宙万物的内在律则，万物遵循自由原则、化生创生原则而非外在必然原则。其次，万物是虚实相涵的关系性存在，而非纯物质性的固定实体。其三，由于万物是具有摄受性与相互感通性的存在，所以物质与时空不相离，形成了独特的位序时空观与以当下为中心的“中和”观念。最后，强调天人合德和“万物一体之仁”，人与自然万物感通有情，价值内在于宇宙万物，从而建构出中国哲学独有的“道德存有”论。只有深刻把握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及其真理性，并主动涵摄机械论自然宇宙观于自身之中，才能使中华文明形态的自然宇宙观获得现代性和有效性。
近现代人物与思想 | 熊十力大同理论的性质转向

近现代人物与思想 | 熊十力大同理论的性质转向

无论从千差万别、无可言齐的人类气禀上讲，还是从生生不息、刚健日新的世界变化上讲，早年的熊十力在写作《读经示要》时，都未曾认定一种“人人都是圣人”的大同能够真正到来。直到熊氏晚年在《乾坤衍》中再次重点抉发《礼运》与大同之义时，他才抛开了重重疑虑，将大同视为孔子外王学的唯一目标。熊十力的这一转向有着内外两层因素：一方面，熊氏认为孔子晚年坚守大同而弃绝小康，倡导民主革命，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彻底否定了礼乐与圣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晚年的熊十力处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构建问题。在他看来，大同拥有民主、均平、公共的特质，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方案与目标。由此，大同从个体道德的修养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获得了超越道德理想的实践意义。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社会 |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社会：多维技能变迁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社会 |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社会：多维技能变迁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数字技术与数字社会相互建构，带来数字时代复杂的技能变迁。文章从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两重视角对技能进行解构，揭示技能变迁的影响路径。技术属性强调抽象技术对个体技能的差异化影响，生产方式转型会导致劳动者技能退化，而生产工具变革与知识迭代则会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社会属性呈现社会要素对个体技能的重塑，而工作环境变迁对岗位技能要求的压力传导，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技能变迁的具体类型按照劳动者技能转移过程中的数字技术冲突性与劳动者技能掌握层次中的数字社会融入性可分为去技能化、技能停滞、技能提升、再技能化四种类型。但技能变迁呈现的非对称性、非同步性特征，衍生出社会不平等加剧、替代效应扩张、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停滞等方面挑战，需要决策者重视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以缓解人机冲突矛盾，平抑技能变迁的负面效应。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社会 | 数字生活转向中的慈善消费：类型识别、驱动要素与偏差评估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社会 | 数字生活转向中的慈善消费：类型识别、驱动要素与偏差评估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一系列科技介质正持续嵌入常人世界的诸多领域，数字生活已然成为一种前沿生活方式，且积极促动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我国慈善消费亦正经历着数字化转向，逐渐形成“官方主导—市场辅助”“市场主导—个体支配”和“市场牵引—多方协作”等三种常规类型，并在正向经济成就、利他／利己伦理交织、数字技术赋能、外部政治设置等要素合力驱动下，助推我国慈善事业现代化升级。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分支手段，慈善消费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运行过程中涌现的意愿背反、结构悬浮、利益剥夺和监管弱效等现实偏差，值得各界审慎省思，应立足长远优化其实践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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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论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使命与汉语哲学的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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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南社湘集的创建与沿革及其与南社关系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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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货币供给外生性和内生性研究：一个思想史和货币实践的考察

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货币供给外生性和内生性研究：一个思想史和货币实践的考察

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金融风险视角下金融结构调整与企业稳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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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 金融错配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基于Ａ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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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研究 | 一体多面：中共早期纪律检查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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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研究 | 左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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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人物与思想 | 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以唐君毅的论说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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