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四川先秦时期的宝墩文化、三星堆—金沙文化、秦并巴蜀后的考古遗存为古蜀文明从区域共同体到融入大一统体系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核心证据。史前城址、青铜礼器、秦代简牍、水利工程等实物遗存说明了四川盆地作为长江上游文明核心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大一统并非单一文化的强制整合,而是不同地域文明长期交流、互补共生的历史必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可以从西南视角获得实证支撑。
三星堆戚形璧 南阳玉铲(钺)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一件璧,被称为戚形璧。其长14.4厘米,宽8.8厘米,好径(孔的直径)3.4厘米,略呈椭圆形。好缘(孔的周界)凸出,谓有领。我们看它的外形,其实更像已知的早期玉钺、玉铲或玉斧,而与玉戚差距甚大。因为玉戚最显著的特征是器身两侧有类似锯齿的齿状扉棱,而玉钺、玉铲、玉斧通常没有这样的装饰。所以称钺形璧或铲形璧等更贴近实物形态。著名的南阳玉铲
摘 要: 都江堰市古蜀柏灌氏青铜器上的祭祀船文化, 是当时成都平原上特有的文化现象。船的构造形式多种多样, 既有作为水上祭祀中心的小型船, 也有祭祀运输用的大型船, 还有祭祀征战用的灵巧的中型战船。这些多种多样的构造形式, 凸显了一个水上多种用途的特有工具出现, 反映了一个用船代步、用船捕鱼、用船搞大型运输、用船进行水上战争的时代, 同时, 也反映了柏灌氏国是一个生活在水域环境, 经济发达、军事强盛、政权巩固, 重祖先、重神灵祭祀的强盛王国。因此, 都江堰市古蜀柏灌氏青铜器上的祭祀船文化值得全面的探讨。
摘 要: 古代到民国时期, 咏酒、涉酒的古体诗词歌赋琳琅满目。我们解析酒所涉及的某一特定乡村、城市、流域、区域的历史背景, 可瞥见一定的地理坐标, 从中会提炼出 “中国诗酒地理” 这一历史地理学分支概念。如果梳理、考察这些具体意象并叠加历史纵深、政治空间、物际人情、周边关联和作者创作心路, 能使这一定义的内涵丰润敦厚。假以时日深入逐城研究, 可形成又一全新的中华文化地标, 使之在每一名中国人心中留存。
摘要:波斯医学在吸收古希腊、罗马、印度及中国医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系,其代表性典籍如《医典》《医学汇编》《医学备览》《药物真义》《人体图谱》,不仅体现了古代波斯—阿拉伯医学在药物学、临床医学和解剖学等方面的成就,也保存了多元文明医学知识交汇的重要线索。与此同时,中国的医学知识、药物资源和诊疗经验亦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波斯及阿拉伯世界;唐宋以来外来药物进入中国本草体系,元代《回回药方》及相关制度的形成,则反映了波斯—阿拉伯医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与本土吸收。《中波卷》通过整理13部具有代表性的波斯医学典籍,为研究中波医学互动、药物名物交流、医学知识跨文化转译以及传统医药的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也为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与传统医学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历史启示。
摘要:从物质实体的本体论承诺、制度性认证的权威赋予以及阅读行为的仪式化建构三个维度来看纸质出版物的神圣性,进而会发现纸质书祛魅进程的内在悖论:技术理性在消解传统神秘性的同时,再生产出稀缺性与本真性焦虑,使得纸质书成为抵抗虚拟化、确证存在感的“新魔法”。应该说,纸质书的神圣性并非前现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内部自我生成的符号机制,其生命力植根于人类对物质性锚点、仪式化阅读以及共在关系的深层需求。
摘要:清代《诗经》辑佚研究集前代之大成,《韩诗》因保存材料较多,尤为三家《诗》学者重视。沈清瑞《韩诗故》一书为早期《韩诗》辑佚专著,沈氏在“缺者补之,讹者厘之”辑佚理念的指导下,对《诗考》多有考证与增补,同时考察《韩诗》学著作的亡佚时间,多有创获。沈清瑞《韩诗故》一书重视考证,兼释字词典故,丰富了清代《韩诗》辑佚研究,书中观点亦被后续三家《诗》学者借鉴。
摘要:三人谈有五个话题:第一,古典诗词对于坚定文化自信的意义;第二,古典诗词的家国情怀;第三,古典诗词的美学价值;第四,诗无达话与解读的优化;第五,如何写好诗词。
摘要:《灌江涤笔草》为清代灌县知县王梦庚专书灌县的诗歌专集,作品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诗集中所记都江堰水利工程及相关景点、都江堰“水文化”、与“李冰文化”“水文化”相关习俗活动这三方面内容的诗作,构成了诗人对都江堰“水文化”的诗化描述与多元表达。
摘 要: 苏诗的注疏与研究自北宋起就绵延不绝。翁方纲作为乾嘉时期兼通诗学与考据的通儒, 是苏诗研究的标志性学者, 其以《石洲诗话》与《苏诗补注》为核心, 实现了感悟式批评与实证的深度融合。前者以“神”为核心范畴, 从字法、章法与意境等维度系统提炼苏诗的艺术特质; 后者则以宋刊《施注苏诗》为底本, 通过典故溯源、本事辩证与文本校勘等方式, 订补前人注本缺误360余条, 完善了苏诗的文献体系。二者相辅相成, 既推动了清代苏诗研究, 又为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
摘要:彝族已经面世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在10部以上。除此之外,有些彝族长篇诗作还蕴藏着史诗内容,很有研究价值,比如滇南彝族的《阿哩》。彝族《阿哩》中史诗的创世内容,在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及人类诞生等方面的记述,有别于已经面世的彝族创世史诗。
摘要: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崔光丽,在数十年舞台实践中对川剧旦角声腔艺术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与探索,为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践路径。
巴山孕魅,沱水藏精,忽有文妖降世,乃鬼才明伦也!九龄粉墨登场,十秩鬼话惊世。当其振笔,墨池顿涌三江浪,戏胆能开九派云! 余观其纵横文苑,真似神魔舞太虚!梨园三十六变:易胆大裂长空,四姑娘啼血泪;巴山秀才裂帛处,变脸绝技动乾坤。君可闻:《潘金莲》惊雷炸响,二百戏班争演;《四川好人》霹雳横空,九方剧苑同钦。壮矣!笔锋过处山河改,鬼雨来时日月新。此谓:一戏一招皆化境,半魔半佛自通神! 曩赋海腾蛟
摘 要: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国超先生, 既是传统文脉的虔诚守望者, 也是文化创新的躬身践行者。他 “我手写我心”, 诗言志, 书其诗。其左手书法是艺术风骨的 “筋骨”, 旧体诗词创作则是滋养风骨的 “灵魂”, 左书右诗, 致敬传统。
摘 要:清季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吴棠,出身安徽滁州寒门,幼时雪月借光苦读,后中举入仕。吴棠在地方任职多年,官声卓著,深受百姓爱戴。督蜀九载期间,他沿袭前任总督骆秉章方略,与民休息,更是支持创办尊经书院,重振四川自汉代文翁兴学以来的官学,肇启四川近代教育。这位身处晚清风云变幻时局诡谲之中的封疆大吏,既有在闽浙任上反对兴办福州船政局的保守立场,又有主政四川时创办新学、振兴蜀学的开明举措,彰显传统士大夫在近代西方冲击之下的矛盾精神图景。
摘 要:乐山麻浩崖墓1号墓享堂左侧壁的“荆轲刺秦王图”是汉代石刻艺术的珍品,但长期以来学界及官方解说普遍采用“从左向右”的叙事顺序,并将画面最左侧人物认定为“秦国侍臣”。然而从墓葬美术的“原境”视角出发,结合《史记·刺客列传》文本细节及同墓钓鱼图的空间布局规律,可看出该组石刻应以墓主人自内向外(自棺室望向墓道)的视线为本位,采用“从右向左”的阅读顺序;同时通过图像比对,可知晓画面最左侧人物并非秦国侍臣,而是医官夏无且。此一新解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这组石刻的叙事逻辑与艺术匠心,亦为汉代画像石研究提供一则地方性实证。
摘 要: 在国家大力提倡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 很多尘封于历史的文化遗迹亟待深入发掘与研究。成都龙藏寺曾是川西最大的书籍刻印中心, 寺中收藏了大量历代书法名迹, 在时任龙藏寺住持、一代文化名僧雪堂含澈的带领下, 寺中高僧将所收藏的历代书法名迹勾勒上石, 建成了在全国佛教寺院中规模罕见的龙藏寺碑林。目前, 龙藏寺历代书法名迹被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成都宝光寺等地。即便如此, 对雪堂含澈与龙藏寺碑林书法的研究成果依然罕见。笔者基于目前学界对龙藏寺碑林书法较为全面的统计与整理, 将雪堂含澈关于龙藏寺碑林书法的题跋进行专题汇集与研究, 考证其书学思想及交流情况。
吾幼时起便爱花、插花、赏花、种花、护花、画花,性格则喜静而多思,勤学而寡动。静的性格与爱花的秉性自然而然地深入到自己的绘画生涯之中,从而影响了绘画风格之形成。 我的静物系列由雏形而至成熟历数十载之思考与磨砺,近年渐趋成形而略有所得。所得者四:一静深、二趣永、三境雅、四格高。 古人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我深以为然。 在习画的过程中,吾常静思引导自己的思绪,从而明白了
摘 要:诸葛亮《隆中对》是根据当时天下局势而提出的有利于刘备成就兴汉大业的“达治知变,正而有谋”之谋划。诸葛亮接受刘备“托孤”后,采取了重新恢复蜀吴同盟、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攻心”平定南中叛乱这三项基本国策。孙权称帝后,诸葛亮思考再三,力排众议,“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孙权感激诸葛亮的理解,作出了与之配套的回应。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调整了北伐战略的意图,在无法兴复汉室的情况下,努力扩大蜀汉版图,加强自卫能力。这样的战略意图,其实正是杰出政治家在面对复杂形势时“达治知变,正而有谋”的正确处置。
摘 要: 成都历史上有诸多诸葛亮遗址, 根据这些遗址与诸葛亮的关系可将其分为三类, 一是历史上确与诸葛亮自身活动有关的遗址; 二是附会于诸葛亮身上的遗址; 三是纪念诸葛亮的遗址。成都历史上有如此多诸葛亮遗址, 主要基于成都是诸葛亮长期驻留和执政之地; 蜀人对诸葛亮自发的爱戴和怀念; 中国古代官方 (成都地方执政者) 对诸葛亮的推崇和诸葛亮有关事迹的广泛流传。
摘 要:学界基于《唐律疏议》“和离”条款所构建的“唐代离婚自由说”大可商榷;因为通过对敦煌出土的12件《放妻书》文书的分析,可以看出离婚行为远非个人主义的洒脱决断,而是深受佛教因果、夫妻情感、家族意志、国家律令与经济基础等多重结构性因素的共同制约。
摘 要: 从考古与多学科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巴蜀神话, 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研究思路。杨骊新著《巴蜀神话与考古研究》, 在神话考古视野下, 采用多重证据法, 深入揭示了巴蜀神话的地域特色与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这部新著资料翔实, 图文并茂, 旁征博引, 探骊得珠, 开辟了神话研究的新领域。
摘 要:凸凹的80万字著《龙泉山传》,既是大体量、全景式描绘龙泉山脉的开山之作,也开启了“中国第一部山岳传”序幕。本书重构了“山水写作”的语法,揭示了山脉如何成为现代性的地质镜鉴,最终完成了对人性的深度测绘。
摘 要: 夏朝历法以孟春之月为正月, 促成农历的产生。汉代以后的官方历法, 仍继承了夏历的岁首制度。自媒体盛行的落下闳确立正月初一为过年日期这一说法不可信, “春节故里” “春节老人” 等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摘 要:19世纪末,随着大批传教士入川开办医院,现代医学在川中各地开始盛行。当时入川的传教士群体中,一位医学博士启尔德(Omar L. Kilborn)成为四川现代医疗事业的开创者。从成都四圣祠街“福音医院”的建立到“仁济男医院”的运营,医疗机构名称的改变展现了传教士们尝试汇通中西文化的努力。现代诊疗技术在四川取得实效的同时,传教士们开始认识中国传统医学,逐渐形成了“仁爱济民”的诊疗传统。“仁济”入川以后,现代医疗技术的传授开启了巴蜀现代医学教育的先河。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设立延续了19世纪末华西坝上孕育的“仁济”文化传统,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共同拉开了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序幕。
摘要:酒文化源远流长,《诗经》《尚书》等文献都有对酒的大量记载,魏晋的刘伶还专门写有《酒德颂》。古代的饮酒诗浩若星辰,且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古典名著也有很多对酒的描绘,对推动故事情节、丰富人物性格有着重要作用。宋人陶穀著有《清异录》,对嗜酒如命的暴饮者及其醉态有着专门描写,值得后人警惕。《酒诰》是我国最早的禁酒令,对维系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白居易、刘禹锡是善饮酒的典范,他们的饮酒诗充满了生活情趣或进取精神。
摘 要: 古人在行文时有平列这一修辞手段。所谓平列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性相同、结构相似、意义关联的词语或句子并列起来阐述情理, 这样表达简洁、流畅, 读起来铿锵有力。识别这种结构对于解决古籍中一些疑难问题大有裨益。若在古汉语教材中增补这一修辞现象, 将有利于古汉语的教与学。
摘 要: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表的法文论文中, “binaire” 原义是 “元” 或 “二元” 之义, 国内译为 “二进制”, 确为误译, 应予改正。《周易》用阴爻、阳爻两种对立的爻符组成八卦卦符, 只与 “二元制” 有关, 与 “二进制” 没有关系。莫尔斯电报, 采用电磁线路的长接通、短接通和中断的物理状态, 组成不同的组合, 用以表达不同的数字或字母, 也与 “二进制” 无关。电子计算机采用电磁线路的接通和中断两种物理状态 (用1和0表示) 组成不同组合, 用于信息处理, 也只与 “二元制” 有关, 与 “二进制” 没有关联。
摘 要:“释菜”是指古代“尊师重道”传统文化的一种礼仪。每逢学校落成或新学年开始,都要举行隆重而俭朴的祭祀典礼。古人常以蘋蘩等蔬菜来祭祀神灵和先人,虽然物品并不丰厚,但表达的敬意却是实在而绵长的。素献之意在于表达对先师的恭敬,表明弟子诚心诚意学习的心迹。
摘要:《容斋随笔》中记录了“苦笃”“王刍”等植物名。关于其命名理据众说纷纭,多有谬误。苦笃即苦荬菜,其名应来自“苦茶”之音转;“王刍”之“王”与进贡无关,而指该草高大茂盛。 关键词:苦笃;王刍;俗语;命名理据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所撰笔记体著作,内容广涉经史考辨、典章制度与市井风俗,虽以文言写成,但亦记载了不少罕见于书面文献的俗语词,为语言学、文化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资源。其中提及若干植物
摘 要: 秦和西汉时, 服侍皇帝的侍中被称为 “貂蝉”, 这是因为侍中由两个人担任, 左侍中管理皇帝的冬装, 即貂皮衣, 右侍中管理皇帝的夏装, 即薄如蝉翼的禅衣。到了东汉, 文人胡广望文生义, 把 “貂蝉” 解释成一种插着貂尾、以蝉为装饰的官帽, 朝廷便根据胡广的理论制作了这种官帽。此后至少到唐代, 朝廷都有官员戴插着貂尾的官帽。最初在东汉主要是侍中戴貂尾冠, 后来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三国演义》中的女子貂蝉, 其原型应该是服侍高官、管理高官衣服的侍女, 以其职务作为名称, 故此女子本名不可能是 “貂蝉”。
2006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卧龙、夹金山脉等地的1个森林公园、5个自然保护区、11个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其中之一。 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宝兴县东北部的邛崃山西坡、夹金山南麓,总面积约4万公顷。这里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被誉为“熊猫老家”,是野生大熊猫最
“乾坤有精物,至宝无文章。雕琢为世器,真性一朝伤。”这是唐代诗 人韦应物极赞美玉的诗——《咏玉》。他讲的雕琢伤真性(玉的天然本真),并非真的否定玉器加工之美,而是批评时人对玉的过度商品化、功利化,强调人的本性和率真才是最可宝贵的。他明为说玉,实在说人。而璞玉固然有其原始野性之美,但若无文化附体,亦只是美石而已。这文化自是由人(玉人)去赋予,表现出不同形制、纹饰,应用于不同场合、不同人群,使其
冯梦龙《古今谭概》有《书马犬事》,文曰: 欧阳公在翰林时,常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公曰:“试书其一事。”一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一曰:“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曰:“内翰云何?”公曰:“逸马杀犬于道。”相与一笑。 欧阳修是文章泰斗,他的记叙甚为简洁。别人用12个字才说清楚的“奔马毙犬”一事,他仅用6个字就概括了。他批评与他同样目睹此事的两位
生漆夹纻是传统漆艺中的一种胎骨制法,以往的说法是依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辩正论》卷三、《法苑珠林》卷十六的记载,认为是距今1600多年的东晋名士、雕塑家戴逵发明的,用其造佛像,躯体极轻,便于行像之用。那时不少夹纻佛像都是戴逵的作品。其实,用漆灰造型并用麻布粘贴造漆胎工艺,在战国、两汉时便已流行。它最早乃出自蜀地工匠之手。战国时期的蜀地漆工们在制造一些漆器(通常为圆形或方形器皿)时,就是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