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的“行进性”与“在场性”使得当代文学史的编纂除涉及文学与史学,纠缠于当代不同时期的各种思想文化潮流外,其“历史化”的进程也受到一定的掣肘。从“问题与方法”角度,当代文学史编纂中对诸多问题的处理,不仅与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观念及思想立场相关,同时还与当代文学学科自身的际遇、时代潮流乃至整体学术话语的嬉变密不可分。对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及其历史的梳理均为具有高度认识性的“当代事件”。本文讨论的若干问题普遍存在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及其历史梳理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是一种探索或尝试。相比较于中国古代文学,当代文学史编纂的“现实关怀”意识更加鲜明。当代文学史编写已走过了七十多年,反思其“经验与问题”,是学科建设的迫切诉求。
内容提要:《明朗的天》是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唯一一部现实题材话剧。《明朗的天》延续了从1940年代的《蜕变》和《桥》开始的社会问题剧写法,在全力配合时代的政治宣传中起到了作用,同时也留下不少创作上的教训。从剧本发表,到话剧首次公演,继而参加全国话剧观摩大会,再到剧本单行本出版,曹禺不断修改这部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的话剧。剧中燕仁医院三个高级知识分子凌士湘、陈洪友和江道宗的形象,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体现了曹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上的思考和困惑。凌士湘的形象塑造主要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更多处在戏剧行动之外的旁观者,身上缺少戏剧性。在塑造陈洪友这样庸碌的学者专家时,曹禺曾经以喜剧手法精彩地描绘了其身边庸俗可笑的亲友,然而为了突出主题,他不得不删去这种旁逸斜出的笔墨。而江道宗形象塑造的难题在于,如何既深刻地批判旧知识分子的自欺、虚伪与丑陋,又为其留下思想改造的出路,这也是作者的困惑。
内容提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史称“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得诗歌与时代尤其是与政治文化之间建立了极其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确定了诗歌的性质、方向以及具体的方针,颂歌和战歌成为这一时期的诗歌主潮。诗人集体转型之后诗歌的民族形式、诗歌为政治服务、诗歌的大众化以及“民歌”加“古典”的诗歌发展道路成为当代诗学的主要发展脉络。中国当代诗歌无论是在诗歌形态、写作范式、诗人心态、诗人身份、文化体制、诗歌观念等方面均与此前的新诗有了明显差异。
内容提要:战后香港的南来作家通过课堂教学、编辑刊物、文学创作等方式,主动承担起延续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的使命,在帮助香港大众团结精神、走出殖民主义陷阱和破除奴隶意识、挽救人文精神危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徐速、徐訝、刘以鬯等南来作家一方面创办各种文艺刊物,引导青年学生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认真“求学做人”,强调德性修养和人文精神的内化;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发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生命精神,并寻求不同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表达他们对有关历史、现实和人性的多重思考,也力图塑造出既根植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健全人格,为青年学生提供一套稳固的价值体系与日常生活的行为导向准则,来抵抗现代都市环境的浮躁与虚无。
内容提要:从“百花文学”到“重放的鲜花”,从“政治小说”到“官场小说”,从“成长小说”到“青春写作”,常读常新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顽强地留驻于当代思想史与批评史的视域,成为我们讨论“现代中国”时一再回首、一再光顾的坐标。本文将这部发表于1956年的中国小说视为引发德里达与福山激辩的全球史意义上的“历史终结”的中国版本,它对1956年这一“历史转捩点”的时代症候的揭示与呈现,尤其是在“政治无意识”中与“马克思的幽灵”的相遇与对话,不仅再现了“现代中国”与“短二十世纪”的关联,更有力地展示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精彩互文。
内容提要:《白鹿原》所叙中国革命及革命者在陕西历史上多有可考原型,但《白鹿原》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文学中解构革命最为有力的作品。这主要因为作者在选择历史素材时有意识地封存了那些可以支撑革命情境、革命正义与革命信仰的大量史实,导致革命沦为无根之木。所以如此,与当年急欲改变自身文学处境的陈忠实对“告别革命”认识装置的契合与迎合有关。如此“革命重述”既是复活历史,更是制作历史,客观上也持久地介入了当代中国的现实。
内容提要:小说的科幻装置是指作家在小说中建构的具有神奇作用的物品,它们在小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这些科幻装置可以分为万能机器、时间机器和欲望机器三种类型;其次,这些科幻装置具有让人物越界,推动情节发展和充当人物变形器的功能;最后,这些科幻装置不仅展现了作家的创意能力,也展现了不可控的超人力量的困惑和恐惧,以及对人性之谜的深刻的反思。
内容提要:中国非虚构文艺受史传传统影响深远,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在新时代以来创作出诸多具有史传意识的作品。它以秉笔直书的创作理念和记史补阙的现实功能体现着以史为鉴、重史尚实的历史意识;以“以人为本”的人物塑造原则诠释民族精神、描摹平凡大众、观照边缘群体,力求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再现人物“列传”,进而透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在场面结构、叙事视角、情感动力上建构中国非虚构文艺以事为轴的史传审美思维,不仅为其自身的成长注入新鲜养分,更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强劲动能。
内容提要: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小说和电影在跨媒介转换的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互文关系。依照文本细读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小说与电影之间的互涉与互动,发掘跨媒介转化对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影响,在今天面临着“媒介转向”的当代文论中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文学经典到影史经典,《红高梁》引发的美学关注与文化反思使其成为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案例。电影完成了对莫言的写作风格与文化内涵的创新性转化,表征为叙事艺术的简化、语象与语气的延展,并且在超现实的仪式、狂欢化的视听、反常规的构图和大胆的色彩运用上,构成电影的美学特质。《红高梁》电影改编的成功证明了跨媒介叙事的巨大潜力,为未来的文学作品改编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可能。
内容提要:的变化始终伴随着城市史观与文学史观的变化。1990年代以来,由于近代史观的多元性,以及对于现当代文学史观复杂状态的影响与形塑的新的认知,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在研究视角上,近代史观与文学史观的双向互动,引发了视角的变化,主要呈现为革命叙事、启蒙叙事和城市日常性叙事三种视角。从研究对象上,晚清文学既改变了1990年代城市文学的基础观念,也构成其研究对象。在研究范式方面,1990年代开始逐渐从“城市文学”研究,转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
内容提要:引入情感地理学的视野和方法,对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作品中的北京书写和王安忆的《五湖四海》开展再研究。《千里江山图》发明了一种城市漂移的观察手法,借助主要人物在城市空间的快速行走重绘上海文学地图,通过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大山堂堂式的艺术手法再现革命情感地理的大流转,呈现以一种“赋”为特征的城市革命情感地理。徐则臣将快速现代化、充满无限活力、狂欢化,同时又充斥着浮华、虚假和浅薄趣味的现代都市形象比喻为“施华洛世奇”和“庞大固埃”的混杂物,并在这种拼贴、杂糅的空间中发现了以“比”为特征的都市情感地理。王安忆的“五湖四海”借助水上人家四通八达,底层社会与庙堂政治交错相应,打通自然、社会和政治之“隔”,是改革开放的勃发和市场经济的起兴,呈现为以“通”为路径和以“兴”为特征的改革情感地理。
内容提要: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中,人物的“进城”与“下乡”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流动路向,这种叙事的踪迹透露出彼时乡村与城市的伦理位置。具体就电影来看,这一方面体现在乡村题材电影所暗含的对于城市的隐藏敌意上;另一方面,“堕落进城者”的城市叙事又彰显出城乡冲突中的意识形态焦虑。此外,“逆城市化”叙事的文化诉求则意味着捕捉城市人“返乡”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意涵。这些讨论有利于深化对于“十七年”电影中社会主义城乡伦理的全面认识。
内容提要:作为新时代文学创作代表性作家的老藤,不仅在主题创作上以精品力作实现了创新性开掘,还以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以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艺术想象,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转向和文明价值创新。在《草木志》的艺术世界建构中,老藤艺术地审美地建构了人与植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以中华文化原初的“天人合一”理念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国式现代化诉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相联结,从而把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推到了历史新阶段,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生态文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呼应,形构了有别于西方生态文学的中国生态文学道路。《草木志》以艺术的方式弘扬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守正创新中走在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途中。
内容提要:王宗坤的长篇小说《极顶》首发于《钟山》后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与“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其独特之处在于宏阔的创作视野与别样的题材选择。小说以泰山林业基层干部禹奕泽的工作、家庭变故为故事线索,追溯了三代守林人曲折变幻的心路历程,描刻出富有生命原始活力的民间泰山,塑造了老炮台、禹奕泽等富有生命意识的“泰山人”形象,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的题材与主题开拓提供了可行性尝试,产生了独树一帜的思想价值与艺术特征,成为当代乡土文学中的一部独到而厚实的作品。
内容提要:借助于个性化的语言,通过预叙手段的巧妙征用,王安忆的《儿女风云录》在精准呈现主人公“他”六七十年间个人跌宕起伏命运演变的同时,也以“如影随形”的方式对上海这座现代化大城市变迁过程进行着的总体性书写。如果说个人命运的那条线索是结构主线,那么,城市书写的这一部分就可以被看作隐在的结构副线。唯其因为二者在文本中以一种亦步亦趋的方式向前推进,作品才成功地实现了人与城市的双重对位书写。
内容提要:如何在特定境遇和情感结构中,以个体的立场、方式重建一个整体性的世界,是小说所承担的一项“史诗”性使命。胡学文的长篇小说《龙凤歌》以人物的具身性,借助生命本真体验重建生活和世界图景。作为现代思想、文化的叙事征候,小说呈现出意义的未完成性、不确定性和敞开性。小说的“现代”形式、气质既是整体性世界失却的表征,亦显露出以个人、内心为基石反思“现实”、重构世界,以重建整体性的路径、方式以及面临的处境与难题。
内容提要:《大海风》交织于赵德发个人创作转向与当代文学开拓海洋叙事空间的交汇点上,是一部节点性的作品。赵德发的文学根据地经历了从沂蒙山区到黄海之滨的战略性位移,这重转变表面上是一个文学的问题,实则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基于文学地理的叙事自觉,《大海风》将鲁东南的黄海文化圈纳入当代文学版图,并通过对渔业生产的细描,拓展了“劳动”的美学。小说采用了可以名之为“杠网式”的结构,呈现出一种典范、守正的美学风格。对于沉淀于集体记忆中的国族痛史,赵德发将解释历史的冲动融入到塑造文学人物、讲述文学故事的写作实践中,将家国叙事熔铸到见微知著的精微结构中,平衡着地方性知识与国族叙事整体性之间的张力关系。
内容提要:王彬彬在散文集《废墟与狗》中,以细部的修辞叙写俗世的芜杂和人性的隐秘。在对细部的感知层面,现实本身的荒诞是让审美者流连的幕布。而对世事的追本溯源,是体悟生命玄机的密钥。敏锐的洞察力源于作家对现实状貌的警觉和自省。在对细部的状写上,王彬彬将现时情境与往事相贯连,以文学性的笔触来抒写驳杂的世景伦理。同时,他以现实的讽喻来搭建寓言化的生活视景。在细部的意义抵达上,王彬彬以点带面地勾勒出世事的螺旋。历史和现实的偶然,是把捉命运轨迹之必然的助力器。环境的纵容则是欲望的催化剂。残忍的现实景象下,绵延着人性的冷酷与道德底线的决堤。细部的修辞,由此构成“微虚构”叙事中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
内容提要:作为当代诗坛的代表性诗人,欧阳江河在每个时间节点上都贡献了现象级的写作,进而成为一个具有先锋性、探索性和原创性的诗人,也是当代诗人走向世界、为中国诗歌赢得国际声誉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本文以其具有诗歌总集性质的《玻璃工厂:欧阳江河诗集(1983-2023)》为主要研究对象,追踪欧阳江河四十余年的创作轨迹,尝试从“纯诗”的追求、修辞的淬炼、症候性语言、总体性诗学、“结构性反讽”以及“哲性抒情”等维度探讨其诗学贡献,从中一窥欧阳江河对当代诗歌的独特意义。
内容提要:汉语传统文学一直非常注重底层叙事,而从鲁迅开辟的新文学传统中,“次底层叙事”焕发出时代的思想光泽和审美光芒。新时期莫言、路遥都从次底层叙事中获得了巨大成就,但始终坚持在“次底层叙事”中作小说艺术价值拓新的还是贾平凹。贾平凹的代表性作品如《秦腔》《高兴》《极花》等较多地体现着次底层叙事的非凡成就。次底层叙事无论在社会学意义上还是在审美意义上,都极大地拓宽了汉语新文学的表现视域。
内容提要:纵观格非三十余年风雨兼程的文学创作征程,无论其形式探索何等激越或简朴,内容是晦涩还是澄明,其一以贯之的是对精神世界之复杂幽微的持续叩问。继“江南三部曲”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演进图谱的细致铺衍之后,《登春台》再次以深广稠密的神经官能症式的人物,缥缈迷离的梦架构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与梦的解析的文学大厦,在仿若精神病人梦吃般的自我陈述的话语宣泄与疏导观疗的文本呈示中,表现出浓重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况味。于几世几劫永恒轮回的存在迷思中重返时间的河流,以非连续性重建新的联系与因果逻辑秩序,返璞归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求诸已的内向超越的。格非为当今愈发普遍且隐秘的精神病症提示了个人自我救赎之路。
内容提要:郭严隶的长篇小说《万古暖阳》是近年来乡土题材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秉持以“情义”重新构建乡土中国的美学雄心,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作家以主人公谭春阳的一生诠释了“守心、博爱、宽恕”修身立德之道,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震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和深广的影响力。为当下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有关重建乡土文明的思考与“预设”。
内容提要:艾克拜尔·米吉提在虚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他对自由观念的理解和探讨。在小说《巡山》中,作者描摹出一只失去了意识,抑或意识无法支配其行动的老年岩羊的形象。某种意义上,主人公使它有尊严地离开世界的行为,蕴含着作者的价值倾向:失去意识,或者意识无法支配行动的不自由状态是一种比死亡还要痛苦的状态。在小说《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中,作者借助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对意愿无法支配其行动的状态做出了深层的探究。对作者而言,外部世界的重重阻碍固然要为这场悲剧承担责任,但两位主人公面对这些阻碍所表现出的意志、思虑与勇气上的局限,成为束缚他们行动的无形枷锁,与外部阻碍一同导致故事中悲剧结局的出现。而在小说《红牛犊》中,作为故事线索的红牛犊形象,则委婉地承载着通过有利条件之下的果断行动来获得自由的观点,从积极层面再次提到了智慧思虑与果断行动的勇气对于实现自由的重要价值。
本期“文学史研究”栏目,主要呈现了“十七年”文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语境中,来自不同历史背景的作家展现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以茅盾的《夜读偶记》为中心议题,通过梳理《夜读偶记》中的主要观点,辨析了茅盾惯常的社会问题思考意识,聚焦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对秦兆阳等人的观念及当时的内外语境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说明;重返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后的历史现场,根据诗人们的微观心理活动,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