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本刊特别策划相应专题,推出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海青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历程的分析》,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季冬晓教授撰写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推进逻辑》,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喻中教授撰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历史考
〔摘要〕新中国成立75年的历史,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持续进行党的纪律的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和制度建设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75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其推进逻辑为:始终坚持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保障纪律建设的根本方向;着力构建以党章为核心与以政治纪律为根本的纪律规范体系,充分彰显纪律的规制约束效应;建立健全纪在法前、党纪国法协同构建的纪律执行体系,
〔摘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为了历史地理解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有必要多维度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历史进程、历史经验与历史意义。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经历了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蕴含的基本经验主要是坚
〔摘要〕尽管学界普遍认同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道路是不同的,但同时存在一个常见的思想倾向,即从“关系论”的视角出发,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青年恩格斯只是其中的配角。与之不同,“自主性”的研究视角要求“以青年恩格斯来理解青年恩格斯”,通过将青年恩格斯看作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特殊个体,考察青年恩格斯如何凭借自身的理论和实践而独立地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由此,青年恩格斯
〔摘要〕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的新型文化样态,是对中华文明历史性更新的文化诠释。这要求在目的上,重塑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铸造实现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时代品格,展现人类文明崭新愿景的责任担当;在方法上,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第二个结合”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建构合理合时合情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中华民
〔摘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必须从理论源头出发,立足《共产党宣言》这一经典文本,深入把握其理论建构的原初面目与话语表述的深层逻辑。立基于此,使命型政党的生成依据以对历史规律科学把握为基准,具体体现在基于历史规定性的使命生成、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使命表达与提升政党自觉性的使命实践等三重维度;牢固确立“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民立场,致力于实现伟大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批判现存雇佣劳动及其带来的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组织演进发展的正确方向,是我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必须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社会组织积极效应,坚持以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释放社会组织发展活力,坚持统筹社会组织发展和安全。剖析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可从“政治”与“自治”有机结合、政社分开与权责明确有机结合、分层与分类有机结合、制度性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资本与网络的结合成为网络娱乐的内驱力,消费主义盛行导致网络娱乐的泛化,网络娱乐的普遍生活化是网络泛娱乐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新网络环境下,网络泛娱乐主义内容“后真相化”,网络泛娱乐主义主体“去理性化”,网络泛娱乐主义传播“去中心化”。网络泛娱乐主义给我们带来严重危害,消解个人理想信念,冲击主流价值观念,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网络泛娱乐主义应坚持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推动清朗的网
〔摘要〕在“放管服”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地方不断推陈出新,丰富了国家治理经验。其中,上海市浦东新区、山东省较早开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探索,推进“一业一证”行业综合许可制度改革。“一业一证”改革实现了“一表申请”“一门受理”“一并审批”“一门审批”,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技术嵌入,推动了信息传递模式的数字化,提升了审批效率,重塑了组织结构,使其趋向扁平化,重构了责权利分配结构。深化“一
〔摘要〕破解体制碎片化与治理悬浮化的“双重难题”是新时代地方机构改革的关键任务,其核心是推进条块层面的横向整合与纵向重构。横向整合旨在通过优化重组部门间关系以实现“统筹治理”,体现为以领导机构整合强化党政统筹、以重点领域整合推进职能统筹、以运行机制整合实现业务统筹;纵向重构旨在通过合理匹配层级间权责以实现“赋能基层”,体现为以理顺县乡关系促进体制赋能、以改革行政执法推动放权赋能、以治理力量下沉实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适应不同时期基层政权运行特征和农村社区治理变化的过程中,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实现了从“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的转变,农村社区治理呈现出“参与共建”“多元共治”“开放共享”的表现形态。在“乡村共治”模式下,新时代深化农村社区治理,需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领导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能力,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升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水平,以公共精神的培育增强农村社区治
〔摘要〕培育和壮大当前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向,不能仅仅聚焦在先进生产力的布局层面,还要体现在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各种深层次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变革方面。当前,我国创新要素价值在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未得到充分彰显,创新要素转移和集聚遭遇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尚未有效构建起全面支撑创新链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与自主创新兼容的产业政策体系尚不够健全,与创新相匹配的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只
〔摘要〕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通过立足小农户本位基础,走出一条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内源发展道路,始终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议题。在“赋权—嵌入—引领”的内源性发展框架之下,基于实践考察得出,小农户再组织化治理助推农业农村新内源发展的现实困境在于:产权治理下的所有权弱化导致“赋权不足”,关系治理下的不可持续导致“嵌入不足”,合约治理下的地位不平等导致“引领不足”。有鉴于此,为契合小农
〔摘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是科技创新的领航者,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支柱。系统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着力改革束缚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聚焦关键主体采取差异化措施。通过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蝶变和提高以开放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合作水平,发挥国家实验室的引领作用;通过构建突破性创新能力培育体系、完善矩阵式科技攻关网络和探索现代
〔摘要〕立法价值认知模式是由立法的价值根据、价值主体和价值要素所构成的关于立法价值认知的整体框架,事关法治的价值选择。检视当前立法的价值认知模式问题,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的立法价值认知模式,已经刻不容缓。具体而言,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关系构成人工智能时代立法价值根据之根本问题,这两种理性需要实现由失衡到平衡状态的有效协调;人工智能引发的立法价值主体上的争议,存在着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混淆的误区,需要适当
〔摘要〕随着“诉源治理”成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民事强制调解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其制度理性得以归位,另一方面诉中民事强制调解的核心地位受到冲击,诉前民事强制调解的范围有待扩张。我国当前的民事强制调解模式选择能够回应“诉源治理”理念的要求,但需辅以相应的制度保障。其中,诉前民事强制调解应在坚持“非法官主持的绝对适用型”模式选择的同时,借助对先行调解制度的改造,实现诉前民事强制调解在基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