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一个结合”突破了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一个结合”还突破了“两个凡是”僵化思想的束缚,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党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突破了“洋教条”的思想束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共同推动强国复兴的历史伟业。
摘 要: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公平与正义在存在属性、价值指向与概念功能上存在显著分野,公平主要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比较尺度,正义主要评价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二者呈现出高度的同构与统一,不仅构成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遵循,更在实践基础上凝结为“公平正义”这一整体性概念。“公平正义”不是语词的机械组合或简单叠加,差异化概念的功能互补、本质存疑概念的开放互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实践奠基,共同构成概念耦合的逻辑基础。这一耦合并非概念的简单合并,而是在特定实践语境中通过价值同源、功能互补、制度统摄而实现的范式转换。与西方公正理论在“理论创制话语”思维下进行的公正概念创制性建构不同,作为整体性概念的公平正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被发现”的公正话语,遵循在实践中被发现、理论上被凝练、再规范实践的生成路径,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自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
摘 要:置身世界历史深刻变革与中国道路伟大实践的交汇语境中,守正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解答“守根本”与“开新局”辩证统一课题的重要原则。但关于如何从哲学层面系统证成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重要原则的问题,仍面临着本体论根基虚化、认识论定位偏移、方法论路径泛化的现实困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视域为起点,可以从本体论上追问守正创新的存在根据与历史生成,从认识论上探究其把握时代问题、推动理论发展的认识规律,从方法论上探寻其转化为实践力量的现实路径。本体论为认识论、方法论立根本;认识论连通本质与实践;方法论经由实践验证并丰富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理论内涵。三者相互支撑、循环印证。通过“三位一体”的哲学考察,能够为守正创新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彰显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为新时代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深刻的哲学启迪。
摘 要: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时代课题。基于生成论视角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深入剖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可能的内在机理可知,该体系的生成不是既定要素的简单拼凑,而是在“两个结合”视域下,由构成性资源、复合动力和融合机制共同推动的动态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与马克思主义“魂脉”彼此契合并相互成就,在结合中相互塑造,内生诉求与外源刺激构成辩证动力系统,共同驱动“体用循环”与“魂根熔铸”两大核心机制的运转。前者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闭环确立真理性基础,后者通过“守正创新”实现文化生命体的价值认同。这一过程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践自觉和文化自觉的体现,为打破西方知识垄断、探索多元现代性提供了具有哲学深度的中国方案。
摘 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内含文化自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为三重特质。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重要方法论,“第二个结合”的逻辑理路与高扬文化主体性高度契合。“第二个结合”蕴含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守正与创新结合、理论与实践互促三对辩证关系。三者相互交融、各有侧重,系统贯穿于文化主体性巩固的全过程。其中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筑牢文化自立的存在论根基,依靠守正创新的辩证思维完成文化自觉的认知建构,依托理论与实践双向贯通达成文化自为的实践确证。据此,通过坚持文化认同以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实现文化自为,构成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进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摘 要:数字经济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在核心技术创新、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数字经济由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产业链现代化发展要更加注重系统推进和环节协同。“十五五”时期,应立足数字经济产业链上、中、下游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构建差异化发展路径,上游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链安全发展的技术基础;中游强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数字设备制造能力提升,增强产业链枢纽传导功能;下游深化实数深度融合,依托应用需求牵引释放产业链价值潜力。通过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升级,促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双重提升。
摘 要:数智技术的快速演进使网络安全治理面临结构性压力。传统以静态防护和单一主体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现实挑战。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回应挑战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制度样本。从“压力—弹性”视角来看,网络安全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长期承受多重压力的制度系统。其治理效果取决于规则整合、主体协作、机制联动与治理边界共同形成的制度弹性水平。结合当前数智时代的治理实践,可以归纳出四类典型的协同治理问题,即规则碎片化、权责错配、机制割裂以及跨境协调不足。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制度设计,通过规则衔接、责任重构、机制嵌入,尝试调节治理压力、提升制度弹性。研究表明,网络安全治理正从以往的单一规制转向协同治理,其核心逻辑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增强制度系统的承压与调适能力,法律在其中扮演着弹性工具的角色。这一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数智时代网络安全治理的内在逻辑,也为反思国家安全领域中“安全—发展”关系的动态平衡提供了一个可延伸的观察视角。
摘 要:健康消费是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扩大国内需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健康消费规模持续增长,区域发展呈现不均衡特征,而伴随政策引导和资源优化配置,健康消费的空间差异正逐步缩小。在消费升级趋势下,健康消费呈现出结构向发展型升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理念向“治未病”转变的演进特征。同时,健康消费发展仍面临居民消费理念和消费能力尚显不足、供给与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市场体系和监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基于需求价格弹性理论,构建促进健康消费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以有为政府主导下的“需求牵引供给”,促进基础型健康消费发展;以政府与市场协调下的“供给匹配需求”,促进发展型健康消费发展;以有效市场作用下的“供给创造需求”,促进享受型健康消费发展。为此,需要结合居民健康理念转变和健康消费属性特征,遵循不同类型健康消费的差异化发展逻辑,从供给侧、需求侧、管理侧协同发力,构建精准化、多层次的健康消费发展政策体系。
摘 要: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其空间配置格局正深刻重塑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基于 2011—2023 年省级数据与 A 股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检验目的地数据要素配置如何影响企业的异地投资行为。研究发现: 第一, 目的地数据要素配置水平越高, 越能够吸引企业异地投资, 且这种正向影响受到企业管理者短视的弱化作用; 第二, 目的地数据要素配置主要通过缓解当地财政压力、增强信贷可得性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来促进企业异地投资; 第三, 当企业数字化能力更强、存在高管政治关联、非首次进入该地时, 目的地数据要素配置更能够吸引企业前往该地进行投资; 第四, 在目的地数据要素配置的驱动作用下, 企业异地投资存在同群效应。上述结论不仅为理解数据要素在空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 也为地方政府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水平、实施以“数”引“资”的差异化招商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
摘 要: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是指在农业生产、管理和服务过程中,系统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农业的运营模式和价值链,从而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决策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农业数字化转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坚实支撑、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落后、个别地区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农业数字化人才供需矛盾、数字农业核心技术创新疲软、涉农数据分割及利用率低等问题。“十五五”时期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筑牢资金保障基石,强化数字农业基础设施;激活地方政策引擎,激励农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参与;培育农业人才成长沃土,加大电商智力扶持力度;拓展农业数字技术版图,加大科研投入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现代化农业大数据系统,推动农业数智化升级等措施,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朝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