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政策协同是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近年来,党中央围绕推进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做出系列战略部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既是应对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内外复杂环境、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的重要保障,也是以科学统筹强化政策之间的协同联动、全面提升宏观经济调控精准度与实效性的必
摘 要:随着宏观调控由总量管理转向总量与结构并重,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叠加,政策体系呈现多目标、多工具、多主体、多层级交织格局。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指各类政策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在目标相容、工具协同、节奏匹配、执行贯通和信号稳定中形成系统合力。制约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实现的因素主要包括目标排序不清、政策工具碎片化、外溢效应识别不足、政策时序错配、央地执行偏差以及信息反馈滞后。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稳定市场预期、提升国家重大战略执行力和增强经济抗冲击韧性的关键。应通过目标统筹、重大政策前置评估、政策组合清单管理、央地反馈校准、统一预期管理和闭环纠偏机制,推动宏观政策体系由单项政策有效转向政策组合有效。
摘 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球文明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全球文明交流与发展进行精准把脉和深入思考后形成的全面性、系统性和自洽性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聚焦文明的基本属性、交往逻辑、价值基础、演进机制等主要范畴,由“包容共存论”“交流互鉴论”“共同价值论”“守正创新论”等核心命题所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球文明观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在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实践中形成的体系化理论形态。全面厘清其理论要素及内在联系是正确认识文明发展客观规律、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也是超越“文明冲突”“历史终结”等传统叙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
摘 要: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和内在必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成果和时代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对中国社会权力归属和权力行使的制度性配置,在“稳态”与“动态”的良性互动中,切实保证了人民始终掌握国家权力并能按照制度的规定真实有序地行使国家权力。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由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有机构成:规制性要素通过制度化的民主设计,实现了民主权利的合理分配和民主秩序的长期稳定;规范性要素通过塑造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和规范,有效引导并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选择和政治认同;文化—认知性要素通过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意义认知框架,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深层次的认知基础和合法性支撑。新时代,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需要根据这三种制度要素的特性、功能和差异,有的放矢地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制性制度体系、规范性制度体系和文化—认知性制度体系。
摘 要:平台经济催生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平台空间生产重塑着传统劳动关系与基层社会结构,对党整合群众与基层党建带来全新挑战。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通过构建物理、社会、数字、生活“四维一体”的分析范式,系统阐释新就业群体党建空间的生成样态与存在形态;进一步依托权力、资本、技术、权利四大要素的耦合关系,揭示内嵌于党建空间建构过程的政治引领、经济重构、技术联结、人本关怀四重底层逻辑。然而,多元主体的现实诉求与工作模式的客观差异持续投射于四维空间运行全过程,衍生出统一领导的规范要求与差异化空间供给的权力配置张力、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与资本逐利逻辑的利益关系张力、劳动者原子化劳动格局与网格化党建体系的组织形态张力、工具理性区隔与价值理性整合的行动逻辑张力。四重张力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传导、叠加放大,其深层根源是社会主义生产内在规定性与平台资本主导的市场化空间生产之间的现实难题,这也是新就业群体党建“有形覆盖易、有效覆盖难”的原因所在。为此,亟须以功能型党组织重塑弹性空间格局,以平台资本反哺拓展多元空间交互渠道,以群体利益联结重构共建共享的空间秩序,以制度集成与技术向善推进空间精细化治理,最终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一体化空间发展范式,进而破解空间异化、空间悬浮、治理脱节等现实困境,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
摘 要:过渡期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的帮扶机制向常态化转型,既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内在要求看,这一转型顺应了集中安置区从保基本向提品质跃升的新要求,是应对过渡期帮扶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适时调整。然而,当前转型仍面临制度衔接不畅、发展能力不足、市场机制缺位、协同治理脆弱、政策靶向偏差等困境。基于结构功能主义与政策过程理论,构建“结构—功能—过程”分析框架,明确转型的主要方向是构建五大机制:制度保障的常态化运行机制、内生发展驱动的动力机制、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协同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精准化的分层分类帮扶机制;提出五条转型的突破路径:推动帮扶制度运行体系向常态长效转型、帮扶着力点向内生发展转型、帮扶力量配置方式向市场调节转型、帮扶治理格局向多元共治转型、帮扶服务模式向分层分类转型。
摘 要:在我国多层级政府治理体系下,层级性治理作为一种常态化模式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然而,受地方政府自利性、有限理性及策略性共谋等因素影响,层级性治理也面临失效风险。在此情境下,中央政府通常会以跨层级治理打破层级壁垒,实现对地方政府治污失效的纠偏。基于一线下沉、权威推动、行政授权与核查销号四个前后衔接、层层递进的治理环节,构建动态分析框架并以生态环境部发起的“清废行动”为例,阐释跨层级治理破解地方政府治污困境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一线下沉依托技术赋能与人员下沉,破除纵向信息不对称,精准识别基层污染问题;权威推动借助高层政治动员构建高压约束情境,倒逼地方持续强化环境治理力度;行政授权通过激活省级环保部门的督导职责,既有效传导高层压力,又规避其他治理低效困境;核查销号则通过形成治理闭环构筑刚性责任约束,推动地方环境治理主体责任的落实。对跨层级治理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理论认识,也为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治理成效的深层成因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摘 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任务,企业结构性高杠杆既加剧自身财务脆弱性,更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潜在隐患。基于模糊语言学理论与大语言模型识别技术,以2016—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前瞻性信息模糊披露与企业过度负债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前瞻性信息模糊披露显著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表明债权人倾向于将该模糊性视为负面风险信号并施加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检验表明,该治理效应通过双重路径实现:一是提升短期债务占比,以缩短债务期限强化外部审查频率;二是模糊信号激活管理层审慎动机,抑制过度投资从而降低非理性债务融资需求。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纪律约束的核心来源为专业金融债权人,且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企业内部治理环境;管理层披露策略构成关键情境边界,仅当业绩预告未带有乐观偏向时,这一治理效应才显著显现。
摘 要:词元经济是智能时代技术与经济融合演进的新经济形态。以分析词元经济的理论内涵与“技术—经济”特征为基础,构建以资源配置、分配结构和外部性治理为核心维度的词元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词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面临一些深层约束因素,需要以统一计量标准为基础,以数据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牵引,以分级分类监管为保障,优化资源配置以解决“怎么算、怎么调、用什么算”的效率问题,调整分配结构以解决“谁定价、谁受益、谁贡献”的公平问题,完善外部性治理以解决“风险谁担、责任谁负、如何监管”的安全问题。通过构建以有效产出为导向的制度体系,避免词元经济陷入“有流量无质量、有消耗难评价”的粗放发展状态,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提供有效支撑。
摘 要:现代服务业伴随开放型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而不断成长,其功能拓展与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进程相互嵌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下,现代服务业通过要素赋能、产业协同和治理升级,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体系能级和开放治理能力,促进生产、流通与价值实现过程有效衔接。当前,现代服务业的赋能成效逐步显现,数字化、专业化服务业态加快发展,区域开放格局呈现梯度化特征。与此同时,核心要素保障能力不足、服务供给与产业需求衔接不畅、外部环境变化与制度壁垒加深,制约赋能效应充分释放。推动现代服务业更好赋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夯实人才、数据和资本等核心要素支撑体系,优化现代服务业供给结构,完善制度保障与风险治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质量并增强安全韧性。
摘 要: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告别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我国城市建设步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这是顺应城镇化演进规律的历史必然,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城市发展领域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观点揭示,城市发展模式的更迭始终由现实生产力条件与社会结构变化所决定。传统城市“外延式扩张”模式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新质生产力持续重塑城市功能结构与运行逻辑,多重现实条件共同推动城市由规模扩张向内在提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型。这一转型是城市发展阶段性演进的必然结果,是在延续既往建设发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发展底层逻辑的系统性升级,集中体现为六大核心转向:价值本位从“规模主导”转向“以人为本”,空间组织从“分散扩张”转向“系统协同”,动力源泉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引领”,生态约束从“后置治理”转向“生态共生”,文化特质从“同质建构”转向“特色彰显”,制度保障从“建设导向”转向“效能优先”。围绕人本发展、空间优化、创新驱动、绿色低碳、文脉赓续、治理增效六大方向搭建协同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城市内涵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与行动指引,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市内涵式转型的理论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