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2024年是“人民艺术家”齐白石160周年诞辰,为进一步实现“人民艺术家”精神的传承,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中国美术》杂志、《艺术博物馆》杂志、人美美术馆、美术出版中心承办的“传承‘人民艺术家’精神研讨会”于2024年7月24日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人美学院顺利举办。研讨会上,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高
20世纪50年代,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术工作者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创作了一批经典的漫画、连环画、宣传画、素描和速写作品,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与宣传作用。1950年至1951年,邵宇奔赴朝鲜进行战地创作。本文从其亲身经历与系列美术作品入手,根据报刊、日记、速写、回忆录等史料文献,对其美术创作展开研究,分析其作品的主题内涵和语言特点,梳理创作方法,研究当时的宣传路径,考察其抗美援朝期间创作实践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中西方绘画在发展历史和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中国的院体画对应了西方的宫廷画。中国的文人画家需要自主寻求买家,这也与西方绘画的赞助人传统类似。与此同时,中国、意大利两国的工作室制度也展现出颇为相似的特征。本文以上海博物馆“对话达·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为视觉载体,对同一历史时期中西方不同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创作方式比对分析,寻找共性与差异,以此完成一场基于文明互鉴的时空对话。
泼墨画出现于中唐时期,流行于江南吴越地区,王洽和顾况为始创者。晚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泼墨画的评价很低,认为其“不谓之画”“流俗也好”。从艺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看,张彦远的评价有失偏颇。笔者认为这种偏见反映了品评艺术价值的标准往往受个人文化立场与研究视野的影响,个人对艺术价值的评判准则与艺术创造力之间存在时间错位。
肖燕翼早年曾撰文,提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曹知白《贞松白雪轩图》轴中张雨题跋时间与其生卒年不符等论断,并以此为依据判定此画为伪作。不过,肖燕翼在文中并未详考。此外,笔者还发现同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曹知白《松窗乐趣图》轴与《贞松白雪轩图》轴在题材与图像方面极为相似。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这两件画作上的题跋、印章,重新推定其作伪时间,尝试厘清曹知白与友人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的交游片段。
宋元时期,长江文化中的“庐山桑落洲”逐渐积淀出“桑落洲望庐山”的绘画主题及相关题画诗。元代高克恭等文人画家的“桑落洲望庐山图”或“庐山图”在元代山水画史上构建了“庐山桑落洲”的审美意象。这不仅是中国山水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还反映了元代文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心态。因此,从题画诗的视角探讨高克恭等元代文人画家的庐山题材山水画,不仅能为研究庐山文化与元代文人画提供全新视角,还能进一步丰富长江文化与中国绘画史学相关内容。
山东博物馆藏《揽古轩书画录》稿本辑录了于祉收藏的书画精品共计73件,详细注录了藏品的质地、尺幅、内容、款识、印章等。于祉在著录中对书画家和作品进行了评点,并附诗抒发感想。《揽古轩书画录》真实记录了清中期北方书画收藏和书画流转情况,为今人研究古代书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于祉现存藏画皆为精品,由此可见其鉴赏能力极高,因而《揽古轩书画录》对研究清代艺术品价格、价值以及书画鉴定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林散之是近现代著名书法家,目前学界更多关注其书法技法,对其书学思想的研究尚未深入。林散之多次言及的“门径论”与民国时期蒙学教育体系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在选帖方面,其认为要先从唐楷入手,然后追溯六朝,之后再采取先学魏后学汉的方式学习,同时还提出学习书法是为了服务社会。在学书方面,林散之认为要先学楷书,后学行书、草书,最后再通过练习篆隶“锻炼笔力”,其中学楷书时要先写大字,之后写中字,最后写小字。此外,林散之的“服务社会论”与蒙学教育中讲究的“实用主义”也很相似。
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作为上海近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见证者,吸引了许多出色的教师,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一度发展成为“全国精神与物质最优美之私立艺专”,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围绕其沿革与体制、学刊建设、教学与美育和精神延续四个方面,对之进行深入探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高等美术教育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彼时是中央美术学院乃至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重要的收获期。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通过一代名师的辛勤耕耘以及引进苏联专家来华执教和公派留学生等方式,中央美术学院的师资队伍持续壮大。在教学上,中央美术学院通过继承历史传统与吸收西方经验,形成了以写实基础训练为根基,以“扎根生活”为创作基调的教学特色,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了我国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的中坚力量。本文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个案,梳理其早期造型基础教学的发展路径,探究其特定时代下教学模式的形成原因,以期为美术院校今后的造型基础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艺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面貌。人工智能时代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属于人类的艺术创作,是人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的设计创作。新技术的产生为艺术设计注入了生机。人类主导的世界构成了艺术创作的空间,这一空间也是人类艺术存在的边界。
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AI)技术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的创新应用及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文章先分析了AI如何通过模仿传统笔法和风格创造新的表达形式,重新诠释中国书法,随后阐述了AI技术的介入如何增强书法艺术的多样性和互动性,并拓展其在全球艺术领域中的传播力和创新表现。文中还探讨了AI在书法中的具体应用以及这些技术如何通过挑战传统书法的情感深度和个性化表达来影响文化认同。最后,文章强调在保持技术创新与维护传统艺术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的重要性,并指出这一平衡对文化传承的意义。
人工智能艺术的迅猛发展为艺术界带来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挑战。近年来,人工智能艺术作假等相关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进一步表明在技术深入渗透社会的背景下,公众对人工智能艺术的态度逐渐从焦虑、抗拒演变为接受,甚至主动将其纳入社会秩序体系。在传统美学框架下,关于人工智能艺术“艺术性缺失”的论调已稍显滞后,而当代技术美学为公众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公众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重新审视人工智能艺术,并为当代艺术的技艺融合提供实践的可能性。
目前策展研究采用的是广义的叙事模式,实操性较强。在该定义引导的策展实践下,目前国内主流的线上展览大都无法较好地利用网络优势体现线上展览的特点,反而成为线下展览空间的机械性延伸,存在不流畅、参与性差等问题。借助传统叙事学中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概念,在策展中引入新媒介的叙事思维,对线上展览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中,线下空间叙事向线上空间叙事的转换,叙述者从策展人到观众的转换,线性叙事到跳跃性叙事的转换,或可为策展提供新的思路。
面对当今社会“人类的审美已经停滞不前”“艺术创作开始故步自封”“复制、抄袭屡见不鲜”等言论的频发,艺术如何实现“自救”?艺术家如何“拯救”艺术?艺术需要被拯救吗?是否其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常态化的复制现象?艺术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分歧、历史变迁、地域差异、审美递嬗等问题引人深思,本文立足中西方比较视野,旨在厘清艺术与复制之间的关系,探讨“艺术复制”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发展状况。
北宋时期的李公麟是中国工笔人物画史中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其传世名作《五马图》不仅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是学术界广泛探讨的焦点。本文通过梳理与分析李公麟生平,探究其创作《五马图》的历史背景及该图式与“人马图”之间的内在关联,力求呈现其线描画法的形成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传统绘画语言与观念对当代绘画创作的影响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