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宣称要征服自然。 殊不知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只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孩童,只是大自然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正像一株小草只是她的普通一部分一样。 如果说自然的智慧是大海,那么,人类的智慧就只是大海中的一个小水滴,虽然这个水滴也能映照大海,但毕竟不是大海,可是,人们竟然不自量力地宣称要用这滴水来代替大海。 看着人类这种狂妄的表现,大自然一定会窃笑一就像母亲面对无知的孩子那样
睡眠就是把一条奔腾喧嚣的河给拦腰截断,让它微波不兴地暂时进入平静状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河流都安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它们有的就冲破阻拦,仍然一泻千里地向前奔流,不舍昼夜。 这就产生了失眠者,医学上称这种病为“神经衰弱”。神经衰弱说白了就是睡不好觉。有觉不睡,岂不是烧包?再说睡觉是件多自然、多令人幸福的事啊。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有的人就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同窗外的星星一样睁着眼睛度过长夜。 夜
鲁迅在《伤逝》里,用“朋友”二字说到了没名没份的困境。 涓生托朋友帮忙找事。 朋友听完之后,说到:“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子君与涓生私奔同居,他们像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过,还养过一条叫“阿随”的狗,以为这就是岁月静好了。 但他们是什么关系? -是妻子吗?不是。妻子是个法律与社会学的名词。 是爱人吗?曾经爱过吧,现在不爱了。 那么,只能是“朋友”。
我的少年时期,是我回忆中,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一段日子。每次提起这段岁月,我都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感慨。那个时期的我,真是非常忧郁而不快乐的。 进了中学,我才发现我的功课一塌糊涂,最糟的是数理化等,每到考试,不是0分,就是20分。 这时,母亲已经去台北建国中学教书。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员,我的家庭,几乎就是个“教育家庭”,这种家庭里,怎么可能出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孩子呢?父母都困惑极
我曾有个伟大的爱好一谈人生,每次实践这个伟大的爱好时,有好几个瞬间,我都找到了一种伟人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对此爱好乐此不疲。 直到有一天,那万恶的一天啊!让我现在想起,依然心有余悸。 那天,我谈人生的对象是一个年轻而清秀的姑娘,有一双忽闪的大眼睛,我敢打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谈人生对象了。 地点是在一个很有情调的咖啡馆,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谈人生,我也敢打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谈人生地点了。 窗
近些年来,深秋时节,我几乎每年都到潭柘寺,看那两株千年银杏。这对母女,也几乎是年年都会来这里看这两株老银杏。今年,我们才偶然相逢。满北京城,银杏的灿烂金黄,让萧瑟的秋天打了鸡血似的亢奋起来,人们到处寻找银杏打卡地,纷纷涌来。以我看来,潭柘寺的银杏树无疑拔得头筹。因为哪里的银杏也赶不上它们年头古老,枝叶蔽天,满树金黄的叶子,如同老天爷特意打碎金子的碎片,肆意漫天挥洒在人们的头顶。这样的想法,这对
我是读着香港作家的作品长大的,这位作家就是金庸先生。前一阵在人大的图书馆重读了几章《鹿鼎记》,还是非常惊叹: 一是这位作家的学识;二是想象力;三是自己竟然还没有长大。或者说借用《鹿鼎记》里的一句话是,金庸先生的作品是通杀的。 就我自己来说,也许我长大之后,又喜欢过不少作家,像福克纳,可能风格跟金庸先生大相径庭,但是回头再看他的武侠,还是很喜欢,而且看出了很多小时候没看出来的东西。 他对人了解
说来说去,做人只有两桩难事,一是如何对付他人,一是如何对付自己。 这归根还只是一件事,最难的事还是对付自己。因为知道如何对付自己,也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人,处事还是立身的一端。 自己不易对付,因为对付自己的道理有一个模棱性。从一方面看,一个人不可无自尊心,不可无我,不可无人格。从另一方面看,他不可有妄自尊大心,不可执我,不可任私心成见支配。总之,他自视不宜太小,却又不宜太大,难处就在调剂安排,
我在中文系求学的阶段,对散文的要求是精短,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字数稍多,就被质疑“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那时读到的长散文很少,偶尔有,也易被视作不得要领。这是什么逻辑,不曾出现的就不该出现?其实,我们误把习惯当作标准,而忽略了散文的创造性和自由精神。篇幅不必受到约束,长度不再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一—对散文形成这个普遍共识,大约也就发生在近二三十年间,算是肉眼可见的速度。 散文可长可短,
我将全部文章仔细修改一遍之后,决定暂时告别日本近代史。我把书架上和堆放在地板上的有关书籍全部装进纸箱子,却犹豫是否把它们“贬谪”到地下室去。 这是一个冬日的上午。连续数日的雾霾之后,北京天气出奇的好,清亮的蓝天上竟然有片片白云,颐和园里的万寿山历历在目,玉泉山上的佛塔也清晰可见。温暖的阳光投射到地板上,光束中有无数的颗粒在飞舞。 我心中既有轻松的喜悦,也有些许告别的惆帐。 2016年8月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如何阅读,也不知道阅读是为了什么。一些人认为阅读是获得“教养”的必要手段,虽然吃力,却不能逃避,他们通过各种阅读来体现自身的“良好教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阅读是一种轻松的娱乐,可以用来打发时间,读什么倒是无所谓,只要不无聊就行。 无论是期待通过阅读获得消遣与慰藉的读者,还是期待通过阅读获得教育的读者,都认为书籍中存在着某种振奋人心、升华精神的力量,但他们却未能准确理解和正确
在中国儒家教义中,有一种人品观,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评判标准,来把人分作几种品类。即如自然物乃至人造物,亦同样为他们品第高下。无生物中如石与玉,一则品价高,一则品价低。有生物中,如飞禽中之凤凰,走兽中之麒麟。水生动物中,如龙与龟,树木中如松、柏,如梅、兰、竹、菊。人造物中,如远古传下的钟、鼎、彝器,以及一应精美高贵的艺术品,在中国人心目中,皆有甚高评价。 物如此,人亦然。故中国人常连称人物,
上海是一个风情的女子。少妇。绝不是少女。她的风情,近似迷惘,带着少妇的妖娆和不甘。 上海只能是一个少妇同时爱着几个男人,或者爱过几个男人,有着丰满却又骨感的身材,寂寞着,芬芳着,惆帐着。她懂得恰如其分,又懂得适可而止,知道如何倾城倾国,却又明白小情小调可以吊人胃口。 我实在喜欢上海那份逼仄的风情。 她的风情,不是别的城市可以模拟可以相比的。是从骨子里一点一点沁染出来的,积淀了百年的风情,
我在村庄,大门洞石头上乘凉。门口是菜园,左侧是玉米,右侧也是玉米,前边延伸的还是玉米。 我不顺着窄窄的小径走出去,没有人能看得见我。这更像一个环闭的小屋,为我而暂布的空间。火燕低弄着迷人的大提琴曲,长翅黑蚁把我的脚踝当成不错的吉他,母鸡的双簧管来得大胆而热烈,甩下一枚透红的蛋,咯咯嗒地扭着肥臀,钻进马莲丛了,仿佛音乐和人影消失在天鹅绒的幕后。 喝冰凉的山泉水,摘簇新的黄瓜,边吃边发呆,间看几页
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的生命来自何处?城市规划的目的是什么?是谁毁了我们的城市?怎样来挽救我们的城市活力? 雅各布斯以其鲜明的建设性的批判立场,于1961年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宣言般地提出了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正是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活的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乌托邦的城市模式和机械的、单一功能
我喜欢《唐子西语录》中的一句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 这是说山上的和尚不知道如何计算甲子日历,只知道观察自然,看到一片树叶落下就知道天下都已是秋天了。从前读贾岛的诗,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之句,对秋天萧瑟的景象颇有感触,但说到气派悠闲,就不如“一叶落知天下秋”了。 现代都市人正好相反,可以说是“落叶满天不知秋,世人只会数甲子”。对现代人而言,时间观念只剩下日历,有时日历犹
一把香芹,择取嫩叶,洗净,入水略滚一滚,变色即捞出;冲凉;擦干水份,斩碎末。洗好的水葱几根,香菜一小缕儿,沥净水,亦分别细细切了。新鲜的红辣椒,案板上竖刀划开,顺切丝,码齐,再横切成碎丁儿。把上述切好的均入白瓷碟:艳红;玉雪;浅碧;黛绿。 好看。 灶上,砂锅里的小米粥文火炊熟,开盖儿,晾凉。一滚粥腾腾的热气,散着浓郁的米香。另一灶眼,开中火。蒸锅分上下两层,分别蒸着荔浦芋头,一小块儿水豆腐
在大同的广袤土地上,有一种看似普通却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植物一小黄花。它不仅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走进了千家万户,更以其强大的产业生命力,演绎出了令人惊叹的“七十二变”,成为当地乡村振兴和经济腾飞的“金钥匙”。 小黄花,学名萱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大同的火山群脚下,肥沃的土壤和独特的气候条件孕育出了品质上乘的小黄花,其花朵肥大、色泽金黄、花瓣厚实,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每年夏
第一场雪后,天气便让人觉着奇寒。而后又接连下了两场雪,人和鸟几们,包括偶见出来过风的猫和狗,似乎就都习惯了这较于往年更寒冷的天气了。 今早路过那个湖,夏日里开满碧叶红荷的湖的一角,白雪中,只见得被风雪摧残,以其弯枝枯叶倒立着的残荷。它们在守望着什么呢? 雪才是妆点素洁世界的最快捷方式。弯枝枯叶相互陪衬,呈现出多姿的画面。略多注视,便可看出,这多姿的画面是由残荷的点、线、面,实与虚构成的,线
北方城市,古城区残疾人联合会荣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殊荣的消息,好像长了翅膀,通过网络不胫而走。 那一天,理事长陈峰身着笔挺西装,戴着大红花,精神抖擻,踏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闪光灯不停闪烁,可陈峰的心却飘回了在古城区残联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四年前,陈峰初到古城区残联,残障人士的生活和精神状况让他心情格外沉重;残联虽成立多年,但残疾人却一直没有固定的
从前有一个张家,时运不济,父亲早故,又遭火烧与水淹,家里穷得叮当响。这一家有三个儿子,都长得虎头虎脑,眨巴着可爱的大眼晴。 但母亲掐指一算,全家收入只够一个人上学,于是狠狠心,将机会给了老大。“你记住,”母亲在村口送别老大时说:“全家勒紧肚皮供了你一个。你在城里好好读书,若有出头之日,不要忘了两个兄弟。”老大咬住嘴唇,点了点头。留下来的老二、老三虽然有些失落感,偷偷叹一口气,但也没有多言。 他
一提起借钱,没有几个人不胆战心惊的。有限的几张钞票,好端端地隐居在自己口袋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把它带走,真教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借钱的威胁不下于核子战争:后者毕竟不常发生,而且同难者众,前者的命中率却是百分之百,天下之大,那只手却是朝你一个人伸过来的。 借钱,实在是一件紧张的事,富于戏剧性。借钱是一种神经战,紧张的程度,可比求婚,因为两者都是秘密进行,而面临的答复,至少有一半可能是“不肯”。不同
“一次合作,终生朋友;品质铸品牌,服务赢人心。”把这句话写在的木牌上,像写给自己的誓言。 每天清晨,他推门的第一件事,是用鹿皮巾擦一遍那台老奔驰的立标并不为卖,只为提醒自己:车与人一样,经风霜仍可光亮如新。 1956年,云冈牌卡车从修配厂的旧棚里缓缓驶出,铁锈味混着煤烟,像一声粗重的喘息;1969 年,东华机械厂把军绿大板方舱车送上北去的列车,车轮碾过铁轨;1987年,塞北箭越野车在云汽园小区
之前,我在一家精神病诊所兼职,每周去一次。我被分配到诊所的日间护理部工作,那里的很多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 我每周去那里时,大家会一起做饭。一起做饭是为了帮助病人重新融入社会。 早上,我会召集一些人和我一起去买食材。50名患者中通常会有几人自愿报名。 他们手里拿着计算器,在附近的超市选购最实惠的食材。 回来后,大约15个人会一起做饭,剩下的人则躺下休息,等待用餐。 在这里,没有人会说“不干
“北魏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11册,其中的《老臣高允》在语言气质上就显得别致。此书作者,一直以短篇小说和散文、儿童文学著称,国内的权威选刊和每年的年选,总少不了他的作品。但长篇历史题材,对他来讲还是第一次。所以熟悉的读者,或者说习惯了他那种诙谐风格的读者,这次读《老臣高允》,会发现一个另一种味道的侯建臣,或者说,一个严肃到有些可爱的侯建臣。 高允是文臣,也是老臣。一个文臣的一生,文戏多过动作
我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口吃患者。现在也还是,只不过要打点折扣。就是说,我的口吃程度比以前减轻了很多,除了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候面对某个特定的人,说话不利索乃至突然憋住无法出声外,我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比较自然比较流畅地和人交谈了,甚至能登台讲课演讲了。现在再细细回想起来,那无数被口吃困扰的日子还是那么一言难尽。 应当说,口吃,是我人生词典里最难念的字眼,它伴我至今差不多半个世纪,我因此深受其害,恨之
欢乐的春节 1975年的春节,在千家万户的喜庆鞭炮声中来临了,我家的春节也更充满了欢声笑语。母亲将原本漆黑的墙壁刷得一片洁白,父亲将窗户糊的雪白,又把新买回的十二生肖窗花贴在了窗户上,还在窗子外面贴上了一张粉纸,窗花在粉纸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色彩艳丽了。墙上的小广播正播放着《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向前方》的歌曲。 除夕夜,我和弟弟来到院子里燃放鞭炮。往年的除夕,由于家里没钱,我只买上一两挂“浏阳”花炮
若是现在让我回忆起过去来,我会想起很多,包括滑盖手机,翻盖手机,扮作酷酷的男生女生偷藏在宽大校服里的MP3,小巧的设备藏在口袋里,耳机线通过袖口钻出来,在课堂上偶尔以单手托脸的姿势听上几首歌,漫不经心地跟着节拍点点脚。那些陈旧的、一动起来就吱吱扭扭的老旧木质凳子上摇摆着年轻不羁的灵魂。 那时候年轻稚嫩的我们能拥有一台MP3真的是一件特别值得炫耀的事。但似乎所有红极一时的事物都会有黯淡落幕消失
从大兴安岭到盛乐到平城再到洛阳,拓跋鲜卑的三级跳,跳出了马背民族的天高地阔,由此,拓跋鲜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北方游牧民族。 嘎仙洞、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魏王朝的三部曲,奏出了历史文化的强音,雄浑激越的旋律,成为隋唐盛世的前奏曲。 嘎仙洞位于辽阔壮美的大兴安岭腹部,为著名的“鲜卑石室”,即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洞壁201字隶书《祝文》,是这个马背民族第一部石刻原
故乡就在长城脚下。所以我们经常会跑到长城边上看长城,或远望,或近眺。故乡地处黄土高原东部,是一个生活着11.5万人口的塞北小县,土地广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境内有东汉、北齐、明代三个朝代的长城遗址。 故乡的长城是绿色的。她的脚下布满小草的身影。春天刚刚走近,小草们便迫不及待地从泥土里拱了出来。仿佛一颗颗绿色的小星星,悄无声息地驱赶走了冬的荒芜与清冷。它嫩绿的光,转瞬让世界焕然一新
沿着大同市十里河畔339省道,向西行进,路面平坦而又宽阔。今天,自己心中只有一个念想,赴云冈大佛一个约定,春暖花开来看水。 车窗外,细雨霏霏,青山隐隐。感触最深的是,满眼的葱龙和扑面而来的浓浓绿意;令人惊叹的是云冈峪生态环境变化的巨大。路边由近到远、从低到高,剪裁齐整的榆树墙、纤纤垂挂的柳枝条、枝繁叶茂的油松和直挺高大的杨树,间杂着沙棘柠条和荆枝藤蔓。这些乔、灌、草植物混为一体的植被,从山底
当这册緗帙敦实如雁门古砖的《大同城墙影像》置于案头,我的心情,绝非“普通读者”四字所能概括。展卷之际,指尖拂过光润纸页,其上印刻的不仅是百年城墙的霜雪沧桑,更是我多年文友刘晋川一一位执手术刀的外科医者,以另一种“手术刀”:相机为刃,笔墨为引,为我们共居的平城,耗时数载、弹精竭虑完成的一场“文化缝合术”。古云“十年磨一剑”,晋川兄这部作品,何尝不是以岁月为砥,磨就的一柄叩问历史之剑? 我与普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