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舶来品”,在西方也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清末民初引入中国时被译为“生计学”,后来梁启超先生借鉴日本人的译法改为“经济学”。在中国传统词汇的意义上,“经济”就是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之意,这就在有意无意中显示出这门学问的重要地位。 西方人也不谦虚。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称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自从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把经济学运用于分析歧视、犯罪、家庭、教育等广泛的社会问题后,又有了“经济学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有一句名言,“世界是平的”,指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正在消除传统的地理和经济障碍,使得世界变得更加互联互通,个人、企业、国家之间得以紧密协作。如今,当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掌上的一款款App,国家间的经贸冲突动辄就是以封禁对方的社交媒体为终极杀招,这句话也就有了2.0版本——我们或许可以说当今的世界是“平(台)的”。“平”可能已经不再是一
胡适早年提出: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不论时人是不能不睬《新青年》本身,还是不能不睬《新青年》的主张,都体现出《新青年》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 在李长之的记忆里
年初读到商伟的《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遥想一九八五年与其一起参加乐黛云在深圳召集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情景,如今乐先生已驾鹤西去,商伟已是美国高校的讲席教授。读进去时又想到因李白不和崔颢的《黄鹤楼》,使后者声名鹊起。前不久又读到刚刚出版的汪建新的《毛泽东诗词精读细品》,看到对毛泽东那首发表不到一个月就引来近四十首和词的《沁园春·雪》的品读,觉得应该写一篇关于中
提起“悲剧”,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一般的理解就是所谓“苦情戏”,就像《窦娥冤》之类,以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来博取观众同情的眼泪。至于为什么这种既不能赏心悦目又不能振奋人心的戏剧还有人去观赏,大概是因为看到剧中人物的悲惨遭遇,观者会有种安慰,一是感到世上受苦的人不止我一个,二是觉得我受的苦不算什么,还有比我苦得多的人。这样一种共情的心理就使得我们日常的苦日子显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反观西方悲剧的起源,从古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谈及神圣罗马帝国时曾有过一句著名的刻薄评论:“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类似的评价稍加限制,或许也适用于托马斯·阿奎那的巨著《神学大全》:它确实大,但并不全,其核心关切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神学,甚至很可能本来就不叫“神学大全”。 《神学大全》的体量宏大肉眼可见:全书分为三大部,涵盖五百一十二个论题,下设两千六百六十八个小节。中华道明会的全译本正文计十七
凡人有苦恼,医学也有。在讲述医学的苦恼之前,先讲讲我自己遇到的一点苦恼。一次,我应邀去某高校做讲座,主办方给定的题目是“医学究竟是什么”,意在叩问医学的真谛,可到了会场,却发现海报上的讲题是“医学是个好东东?”我十分理解主办方的苦衷,校园里办讲座,首先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门可罗雀多么扫兴。为吸引新潮一族的目光,便擅自改了“好东东”这个炫目的网络词语。 讲座按时开始,我索性从“东西”与“东东”的区
明代文人沈德符记下的一条资料,到了今天,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和翻译十三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诗句,这个小小的例子显示出亚洲大陆的文明交流是多么活跃和丰富。 这事说来话长,有很长的前情提要,涉及蒸馏技术、蒸馏香水同蒸馏酒的历史。是否中国古人率先发明了蒸馏技术,最早掌握了蒸馏香水的技术和蒸馏酒的技术?抑或前述三项技术乃是从异域传来?是史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考古发掘中,从汉代墓葬中出
春秋属于霸主时代,齐桓公、晋文公是霸主的典范。齐桓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得到孔子盛赞。可惜桓公死后诸子争立,齐国雄风不再,霸主地位一去而不复返。在晋文公崛起前,宋襄公一度以齐桓的继承人自居。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六三八),也就是齐桓死后五年,宋、楚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边上打了一仗,襄公大败而归,自己还受了伤,第二年就因伤去世了。宋襄在此战中的表现,令人瞠目,成了后世广为流传的笑柄,毛泽东
一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汉学系、历史系,以及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在北外共同举办了题为“东西知识的流动”的博士生论坛(The East-West Knowledge Flows Doctoral Colloquium)。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历史系
看到本文的标题(其实也是原书德文版的标题),对历史感兴趣的不少读者或许会想到黄仁宇脍炙人口的名作《万历十五年》。要知道,黄在出版《万历十五年》之后,又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其英文版,书名径直取为《一五八七:一个没有意义的年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当然,尽管本书和《万历十五年》都从十六世纪的一个年头出发,截取那时历史上的一个静态而描写了其背后的动态,
二〇一九年底,由华宇青年艺术奖评委会大奖空缺所引发的“艺术家(劳务)费”争议,成为当年乃至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界的重要事件之一。部分参展的年轻艺术家与艺术从业者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抗议主办方未对其在展览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给予相应的报酬。作为亲历者,我既同情他们的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主办方当时的“沉默”——奖项的策划与组织固然存在制度上的疏漏,但其初衷仍是尽力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交流与扶持的
《汉密尔顿》是过去二十年现象级的音乐剧之一。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改编自罗恩·切尔诺(Ron Chenow)撰写的同名传记,二〇一五年上演后就一票难求,之后更是获得十一项托尼奖和普利策奖。二〇二〇年《汉密尔顿》上线Disney+流媒体,助推该剧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传播。 关于历史人物的作品从来不少,但历史人物有无数,为什么有些作品比其他作品更吸引人?原因可能有
一、傅斯年信函 罗隆基(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五),字努生,号鲁参,江西安福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三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二二年七月赴美留学,一九二八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光华大学。不久创办《新月》杂志,随后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一九四〇年春被聘为西南联大(北大)教授,但为时不长,一九四二年四月就被解聘。有关罗隆基的研究,成果不少,
杨联陞《日记》始于一九四四年,当时他正在哈佛求学;终于一九八九年,他次年就去世了。《日记》一九八八年者未存,故共计四十五册。目前,学界已有关注,但着眼点各不相同;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这两年间的《日记》,也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杨联陞的家国情怀终其一生,不限于这两年。但中国抗战的最后两年,对于万里之外的杨联陞来说,是其一生中家国情怀格外流露的时段之一。 “家国”,当然首先是指家乡与故国。具体对杨联陞来说
久在盼望中的江弱水评注《杜诗三百首》(以下简称《三百首》),终于出现在眼前。之前读过他的书,叹服其学养深厚,见解通达,胸中秋水而笔底春风,并领略到作者读诗与读杜诗不同凡响的品鉴功夫,剖析精微,摘发幽隐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因此相信这本书一定好看。 展卷即见繁体字,大喜。逐篇读下来,果然与我的期望值相符。为如我这样的初学者说法,道理并不玄妙,却极有学术含量。目光深邃,又解说通透。典丽,而出之以疏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大一统:思想与价值暨《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申义》新书座谈会”上,华侨大学哲学院教授杨少涵指出,余治平在他的书中发现了郡县制长期存在的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这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贡献,值得引起关注并展开论述。余著中的原话说:“官员由谁任命就会听谁的话,这几乎就是政治哲学中的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论权力来源,天授的,则听天的,民授的,则听民的。要上面所
二〇一八至二〇一九年,我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古典学硕士期间,斯蒂芬·哈利韦尔是我的导师。古典系楼“燕门”(Swallowgate)和哲学系的临海小楼“边崖”(Edgecliff)仅一马路之隔;午后,我与哈利韦尔穿过马路,赴一场亚里士多德专题研讨,当时哲学系的亚里士多德学者萨拉·布罗迪(Sarah Broadie)也在场。在提问环节,哈利韦尔颇为风趣地说:“诸位哲学家的看法,我这位在场的‘文学
一 一九一〇年,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付梓出版,此时距他一八九一年首次登上泰山已经过去十九年了。而沙畹对泰山的兴趣,实则始于一八八九年。当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位未满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以法国使馆散编随员的名义,启程涉洋来华。到达北京以后,他稍加谋
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初,两封神秘的“天书”下降汴京皇宫。随着官民如潮水般的请愿、进献上表(以及刻石),终于,本年四月,宋真宗顺应天意与民愿,宣布于本年十月,封禅泰山。 “封禅大典”是中国古代最盛大的祭祀仪式。据传大禹曾举行过封禅仪式,行至周朝,当时齐鲁儒士们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之山,因此帝王应当到这座山上去祭祀至高无上的神灵。封禅仪式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记载,有史可据的封禅活动始自秦汉。秦始皇
清代嘉庆末、道光初年间,边疆民族史上有一件大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白山派和卓首领的后人张格尔,意图恢复往日的格局,煽动民族矛盾,实行叛乱。道光四年秋、五年夏,他曾经两次侵袭,为乱南疆。清廷未能妥善处理,致失先机。道光六年,叛乱滋盛,清军镇压两载有余,始告成功,于道光八年初生擒逆首,将他押解回京后公开处死。叛乱初起之时,河西走廊就是南疆战场的大后方。有一位江西小伙陈兰豫,官运不佳,此时居然在
最初关注到吴弘道(约一二六〇至一三三〇)所编的《中州启札》,更多是基于文献的兴趣。作为现存唯一一部金元书信总集,其收录元好问等人书信二百零二封,占当时北方士人书简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且大多为金元文学总集所失收,史料价值之高,不言而喻。然而,在整理该书的过程中,那一封封或长或短的信件,那字里行间蹦出的种种信息,都透露出独特的魅力,比传统史料更加令人着迷。 中国书信文化源远流长,相较于其他朝代,金元书
张荫桓出使美国,兼任西班牙、秘鲁公使,光绪十五年冬驻节夏湾拿(即哈瓦那)期间,记录了一则亲历的国际象棋比赛: 正月十一日,便道观弈,有奥人炽铃涅士、俄人痴哥连拿,国手也,两人于房内对局,旁置双表如天平式,甲下一子则表缀一边以验下子之分数,乙亦如之。所以表用天平式也,微细极矣。又旁坐两人为证,别一人为之传报,外间高悬棋局,每行一度,则传报者就外间之局为之照摆。终局则俄胜而奥败,奥本老国手。盖已遍历
本雅明称回忆为“向后阅读自己”,在他那里,回忆只涉及“空间,瞬息,和非连续性”。与普鲁斯特“追忆流逝的时间”不一样,本雅明的回忆可以叫作“追忆流逝的空间”。他并非要追回过去,而是要理解过去:把过去压缩成空间形式,一个能够预兆未来的结构。 桑塔格说:本雅明觉得,在时间中,一个人只能是他一向所是的这个人,他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而在空间里,他可能成为另一个人。 可是桑塔格和本雅明都忽略了时代往往使
《汉书·西域传上》:“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徐松曰:“《传》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今二国去长安里数正同。当有误字。”徐氏所疑甚是。荀悦《汉纪》卷一二《孝武皇帝纪三》云:“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二千六百里。”《汉纪》此文本于《汉书·西域传》,作“万二千六百里”当存《汉书》原貌。大月氏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安息国
浓缩的都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