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广东是经济大省、制造大省,广东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制造业当家,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近年来,广东“两业协同"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专业服务、商务服务多个关键指标居全国第一,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智能工厂、共享生产、柔性定制、总集成总承包等加速涌现,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
摘要: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融合由局部技术嵌入向跨行业生态协同演进,但其内在生成逻辑与扩散机制仍有待系统揭示。文章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融合的生成机制,构建“数据要素—平台生态—制度供给”的递进式分析框架,从要素基础、网络组织与规则体系三个维度揭示人工智能推动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数据与算法耦合及模型能力跨域复用,降低跨界协作成本并提升能力模块化水平,推动产业融合由单点技术嵌入扩展至跨价值链协同重构。数据要素的可用边界与可信流通机制构成产业融合启动与规模化复制的前提条件,决定跨行业知识再生产能否在合规框架下实现扩展。平台生态通过接口化连接与多边匹配机制放大网络外部性、重塑产业边界,但核心接口与数据标准的集中控制可能形成锁定效应与竞争结构收缩。制度供给通过规则兼容、标准体系与包容审慎治理稳定市场预期,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竞争秩序之间确立可执行的约束边界。三者呈现递进约束与传导关系,共同决定产业融合能否由局部突破走向生态化扩散。文章据此提炼人工智能推动产业融合的实践路径,提出优化数据流通制度、完善平台治理结构与强化跨部门规则协同的政策启示。
摘要:文章聚焦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核心问题,从制度创新、技术协同、场景适配三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欧盟、美国、中国三大治理范式特征,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剖析区域数据跨境流动治理障碍及完善路径。研究发现,当前数据治理变革呈现区域规则“阵营化”和“差异化"特征,技术无国界性与治理主权属性相互冲突,对制度创新提出迫切诉求。制度创新通过界定数据权利义务和引入适应性规则,奠定从秩序构建到风险防控的治理基础,与技术协同、场景适配共同构成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动力。在全球层面,欧盟形成“规制主导型"治理体系,通过规则互认平衡数据安全与流动;美国构建“技术主导型"模式,借助制度与技术协同维护数字霸权;中国建立“场景应用型”范式,通过数据分类分级统筹发展和安全。由于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格局,粤港澳数据跨境流动存在法系规则冲突、技术标准不统一及产业数字化鸿沟的问题,需构建政策互通的跨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完善基础设施共享的技术保障体系,推进产业协同与跨境业务场景优化。文章为我国区域数据治理提供实践指引,亦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摘要:共建低碳发展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而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其能否对东道国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备受关注,关乎后续合作的顺利开展。文章基于中国境外合作区实践,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系统考察了合作区对东道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合作区能够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强度,而低碳产品进口使用、能源效率提高与结构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合作区发挥降碳效应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合作区在初始碳排放强度较高、环保税较低、中等收入国家具有更为显著的降碳效应;且通过确认考核的合作区,民企投资的合作区以及轻工业、物流、综合合作区降碳能力更强。此外研究发现,合作区设立不仅能在经济发展和减排方面实现协同增效,还能通过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结合,共同助力全球气候治理。文章结论为中国携手世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亦为下阶段全球碳污染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摘要:伴随各国愈发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变局,东道国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FDI)绿色转型的要求愈发严苛。文章利用2004—2020年世界银行发展指标等数据,构造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绿色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OFDI对东道国具备显著而稳健的长期绿色碳减排效应,部分西方媒体渲染的中国OFDI是污染制造的论调完全是谬论;绿色技术转移及改善(能源)消费习惯是中国OFDI在东道国绿色效应溢出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双边政府监管在中国OFDI对东道国碳减排过程中表现趋同,东道国政府监管衍生的“社会稳定效应”与中国政府监管塑造的“国家形象”向心力,均强化了OFDI对东道国的碳减排效应;相比而言,中国OFDI在高收入国家组、高研发支出国家组和高碳排放国家组的碳减排影响更明显,换言之,中国OFDI通过“倍增效应"“标杆效应”和跨越式升级,加快了东道国碳减排进程。文章全面地证实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环保的积极影响,这不仅在微观上揭示了负责任的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推动全球绿色治理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向全球传递中国负责任企业和大国形象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为推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国在2015年对两个省份进行了试点,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新型城镇化试点成效的定量分析。文章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流入地抽样特点,从个体流动去向的理性人视角,考察试点省份农村劳动力是否减少了向省外的流动行为,以此来检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试点效应。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降低了试点省份农村流动人口的省外流出行为,更多转为省内流动,表明了试点政策的积极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其原因并非收入差异驱动,而是试点地区提升了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增强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异质性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引起的农村流动人口外迁减少在受教育水平较低、具有一定流动经验、女性、以雇员身份在私营企业就业的群体更为明显。此外,文章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不仅增加了在省内的家庭化迁移,还推动了农村流动人口更高概率留在了本省的城镇地区,对提升市民化进程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水平来推进市民化进程提供了经验依据。
摘要:在乡村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安排,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文章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2019—2020年中国1637县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经济活力和经济基础等外部环境的调节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效应。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促进了共同富裕,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还表现出显著的追赶效应,有助于缩小不同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设施数字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而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主要促进了粮食主产区和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而在非粮食主产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其促进效用相对较小。最后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在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经济活力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其促进效应,而经济基础的完善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促进效应。上述结论有助于理解乡村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差距,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的政策参考。
摘要:作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中坚力量,工业互联网已逐渐成为制造业企业重塑生态系统的战略性基础设施、新型应用模式和全新交互场景,为推进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变革提供了靳新思路。文章将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的推广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3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法(StaggeredDID)探究工业互联网嵌入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柔性视角验证工业互联网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工业互联网对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工业互联网主要通过增强企业柔性能力的路径提升生产率,具体表现为:工业互联网通过提升企业的设备软件柔性、组织管理柔性、技术架构柔性和资源配置柔性来影响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互联网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根据不同的企业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生产式工业互联网嵌入,协同式嵌入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凸显。文章研究加深了对工业互联网在微观企业层面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理解,为政府开展深层次政策布局和为制造业企业制定更全面的战略导向提供经验证据。
摘要:工业互联网技术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之一,对于优化传统生产要素体系和提高技术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Word2Vec词嵌入模型,量化2010—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水平,研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技术促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该效应在技术要素流动性较高的区域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企业内部,工业互联网PaaS层和IaaS层关键核心技术组成智能制造体系,优化企业的传统生产要素配置,扩展生产可能性曲线;在企业外部,工业互联网SaaS层软件和边缘层关键核心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的供应链稳定性,助力技术效率提升。进一步检验发现,工业互联网技术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了城市一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文章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中国场景的理论依据,为推动工业互联网技术普及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