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与市场是人类社会进入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一直面对的一对重要关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科学指引。基于现代社会在探索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基础,梳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编制实施的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的文本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性表述,结合我国从确立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中期引入和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型和完善期,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个历史阶段,展示中国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作用的认识脉络和演进逻辑,从中得出开放型大国经济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历史性结论。这既是我国在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也是以五年规划(计划)为战略引领确保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能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要:面对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中国政府相继推出“全面二孩”与“全面三孩”政策,但低生育率态势仍未扭转。文章从机会平等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生育率低迷的成因,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测度县区层面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并分析机会不平等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机会不平等显著抑制了个体的生育意愿,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机会不平等主要通过降低个体的幸福感和代际发展水平,从而对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研究建议在制定生育促进政策时,应注重缓解和消除机会不平等对个体行为的负面制约,推动机会均等化建设。
摘要:随着2022年我国正式迈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问题已从发展的“背景变量”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常量”。面对这一历史性转折,我们既需超越简单焦虑、理性认知人口负增长的长期性与结构性,也需审慎谋划、积极应对其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治理思路亟待革新。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初衷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推动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转型,为全球人口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确立为战略任务,标志着国家人口治理重心从规模控制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立足于全局性、系统性视角,提出以“宜生、优育、尽用、适老”为核心的新时代人口发展政策框架。这一综合策略不仅是对人口负增长挑战的主动回应,更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前瞻性布局,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从数量调控到系统治理的范式转换。
摘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将成为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重要举措,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管理产生影响。以2010—2023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15年逐步推向全国各地市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降低企业调整成本与代理成本的方式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效果在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大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基于此,应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持续深化债务治理,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摘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现代预算制度是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的关键手段。借助我国现代预算制度创新之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试点改革,利用2013—2020年25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系统研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的机理及效应。研究发现,实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有效降低了地方财政风险,该政策效应在法制环境差、财政风险大及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通过提高财政收入规模和稳定性、降低财政支出规模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三条路径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本文对于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长效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在人机协作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员工如何感知并应对由智能技术引发的身份冲击,成为组织行为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本文构建了一个多路径影响模型,探讨人机协作身份威胁对员工服务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机协作身份威胁对服务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趋近型工作重塑在二者关系间具有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回避型工作重塑具有显著负向中介效应;AI拟人化显著调节人机协作身份威胁与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拟人化程度越低,人机协作身份威胁通过趋近型工作重塑正向影响服务绩效的间接效应越强;拟人化程度越高,则通过回避型工作重塑负向影响服务绩效的间接效应越强。
摘要:新修订的《欠税公告办法》增设的异议制度,是欠税公告管理从国库主义转向纳税人主义的高度体现,其构建了纳税人对欠税公告提出异议的渠道。但该制度在异议提出前所设置的异议主体资格模糊、异议范围较窄,异议处理采用税务机关自我核查模式存在立场偏颇,且缺失在异议成功后的明确更正期限与声誉恢复措施。在建制理念上,异议制度应同时观照纳税人权利保护和税收征管效率提升的双重价值取向。其中,异议制度受到税收征管效率价值约束的生成逻辑是,其直接影响欠税公告时点而牵涉税收优先权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基于征纳双方利益平衡的立场,在异议提出前明确异议主体并拓宽异议范围,在异议处理中实行上级税务机关核查或同级税务机关互查模式,且明确异议成功后的更正期限并构建声誉修复机制,同时联动纳税信用体系建立权利滥用惩戒机制以充分发挥异议制度功能,从而推动欠税公告制度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实现纳税人权利保护与税收征管效率提升的协调统一。
摘要:在薪酬分配重资本轻劳动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具有的“普惠性”特征为普通劳动力缩小薪酬差距提供了新可能。本文利用2007—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显著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化协同、外部监督和人力资本升级会对数字技术创新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在非技术密集型企业、高市场地位、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信息透明度的企业中,数字技术创新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效应更为显著。本研究为我国企业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字治理道路上提供实证支撑。
摘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拓宽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提供了重要机遇。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2022年两期数据,构建数字素养综合指标,系统考察数字素养对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对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主要通过改善金融可得性、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等途径影响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镇以及高学历群体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应从将数字素养提升纳入低收入家庭增收支持体系,优化数字金融供给结构;完善重点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数字环境建设;完善低收入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充分发挥数字素养在促进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和推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摘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本文以长三角区域2011—2023年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简称"两创”)深度融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素识别。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两创"融合水平呈现显著的“整体跃升、梯度收敛、协同深化”的特征。区域差异分析显示,组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上海市与安徽省之间的发展断层尤为突出,而江苏省与浙江省的协同效应显著增强;核密度估计显示,江苏省呈现"多峰高原"模式,浙江省为“主次双峰”结构,安徽省则表现为“单极突破”特征;障碍度诊断识别出科技创新层的障碍度持续高于产业创新层,但差距逐步收窄,其中高技术服务业人力投入障碍度持续最高,凸显出高端人才供给的瓶颈。因此,建议通过人才互认、平台共建、分工协同和错位发展等方式,破解长三角区域“两创”融合发展障碍。